复现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生态

    王泉根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首部编年史著作。上起1900年下至2016年的时间节点圈定，显示出作者敏锐的学术判断。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拉开我国近代儿童观走向现代的序幕，推动现代性儿童文学步入“发生期”。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标志中国儿童文学由吸收借鉴外域到与世界儿童文学水准的比肩而立，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自觉”之旅。

    编年体文学史的编撰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从古代文学领域兴起，逐渐延伸至现当代文学，并成为趋热的学术增长点。因研究重心不同，一些文学编年史没有怎么涉及儿童文学。而儿童文学的自觉，是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同频共振的。20世纪涵盖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直至壮大的文学历史。儿童文学研究界亟待在这一基础领域有所开拓。从这个角度而言，这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具有拓荒意义。

    这部论著延续了王泉根“如牛力耕”的治学态度。开篇引用鲁迅的四则箴言折射出著者强大的使命意识，“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说过：“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王泉根常常将之视为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夙愿，虽深知其“知易行难”，却40余年深耕不辍。这次，他沉潜于浩繁史料，不断拓展儿童文学史学研究的疆域。编年史以儿童文学史实发生的年、月、日先后为序，收入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文学交往、作家作品、理论批评、报刊沿革、文化文学政策，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等背景材料。这项工作，始于1996年，至今已20余年。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将学术研究之风分为“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称二者如日昼月夜、暑夏寒冬一般相互推代，相辅相成，方可以得“相需之益”，促使学术大成。年轻学人有时会急于建构某种新的理论以成其“独断之学”，王泉根却始终对陈年的资料投注大量研究精力，罕做高蹈的理论推演。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其研究思路的保守或守旧呢？恰恰相反。这正显示出王泉根敏锐的学术判断。“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已然成为一种介入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呈现出与文学史的宏观叙事迥然不同的微观实录，也因而提供了重返文学现场的文学、史学交叉路径。

    儿童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强调对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力求全面、客观地呈现史料，不做主体阐释，让文学回归所在历史文化发展区间，让史料本身说话；同时又建立在极为可观的阅读视野与关注视野之上，以史家特有的“见地”，对众多史料进行甄别，以“成一家之言”。编年史各年份以“本年时政”开端，以社会学整体视野，将文学还原到彼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触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诸多方面。编年体对文学史料所采取的以时间为序、客观陈列的态度，既利于展现出一些以前未能引起注意的史料，更能呈现出各种因素之间的微妙关联，在最大限度上还原并丰富文学史的真相。如1918年“本年时政”首条即为“《新青年》改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正是这个背景，才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浅显易懂的文字载体的可能。于是，同年4月，刘半农现代诗坛第一首反映儿童生活的白话长诗《学徒苦》的问世；同年9月，周作人发表《随感录（二四）》，批评文言翻译童话的弊端……编年史所给予的这种立体的史学视野，使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变得真实可触。

    与此同时，编年史体例忠实于历史的客观实录，脱离了居高临下的阅读姿态与既有的文学判断，转而引导研究者重回文学现场，重新打量逝去的历史。这样的视野，势必形成大量全新的文学认识。编年史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纵深的研究点。王泉根提及1917年中华书局推出《小小说》丛书，开列了至1935年间出版的一百册书目，完全可以就此开掘一个研究专题。他还涉及现代文学先驱茅盾、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等曾经为儿童创作的小说，清晰的历史呈现同样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增长点。编年史形成了强大的召唤解构，发挥着重要的学理引路功能，让学人在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现诸多闪亮的研究空间。这部著作，更像一棵大树，为更多儿童文学研究成果的问世提供了可能。

    这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在时间上最大限度地切近了“当下”。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中所述观点，已经成为一定程度的“共识”。诚如唐弢先生所说，历史需要稳定。然而，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必然建立在一个建构的过程之上。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编年史正是最好的补充。进入当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迅猛发展，现象、事件、作家、作品频繁涌现，信息海量呈现，新旧急速更迭；文学传播形式日益多元，文学史料形态日益多样，留待日后整理记录的难度极大。专业研究层面，参与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者众多，而全面客观记录事件者比较少见。这就要求当代文学史家必须“有所为”。诚如黄发有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中所说：“当代史料的保存与甄别，犹如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长跑，第一棒必须由同时代人完成使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料整理的第一棒，就是由王泉根来完成的。基于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现场的“直录”，能够第一时间避免史料的湮没或遗失，最大限度地切近浩繁频出的儿童文学发展动态。忠实、客观的“在场者”记录，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史价值，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珍贵。

    直录当下，处理当代资料，如何取舍，如何排列，是否经得起文学发展进程的检验，构成编年史书写的巨大挑战。王泉根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显示了高屋建瓴的学术胆识与全局在胸的史家眼光，以编年史所取的“春秋笔法”，将散乱的历史事件统摄到整体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所记史料的选取与编排，让看似零散的事件排列组合出隐在的叙事感，达到让事件自然陈述的目的。

    当然，编年史撰写最可能出现的就是受搜集范围局限而导致的视野限制，受制于占有史料的准确性评估，极有可能存在某些瑕疵或缝隙。然而，《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的问世，首度以文学与史学交叉的研究方式，复现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生态与历程，让客观地重返文学现场成为可能。大量一手史料以时间为序的立体呈现，构成了充满弹性的召唤结构，召唤后继者按图索骥，寻因探源，构成了儿童文学研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基石。

    （作者：崔昕平，系太原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