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新诗的古意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第一个百年，但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认识还存在诸多误区，比如对新诗、古诗对立关系的机械认知。以新的形式承载新的内容，播撒新思想的种子，这是新诗的显著功绩，也彰显出新诗之“新”。不过，“立新”未必就要“破旧”。数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虽一度是新诗的焦虑之源，但新诗经过百年沉淀，已初步具备审美独立性。它与古诗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应该试图建立起一种连续的、整体的诗歌史观，将新诗与古典诗歌一同纳入汉语诗歌的历史脉络中共同考察。侦探新诗的古意，正是汉语诗歌整体观中蕴含的一种基本的阅读策略与学术路向。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用“继承说”与“化合说”来描述新诗与古诗的关系。前者认为新诗在某些层面上继承了古典诗歌传统，后者认为不少新诗化用了许多古诗的元素。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足之处在于，始终将新诗与古典诗歌做二分法，在对置中寻联系，试图在新诗中剥离出传统的血肉，因而显得有些呆板和生硬。不仅如此，“继承说”“化合说”还可能遮蔽新诗自发的古典美学追求，影响我们对新诗中原生性的古典美学气质的感知。很显然，这两种说法在对新诗、古诗进行关联的同时，却因观念的机械，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显得更加板结、分裂。

    我认为，在对新诗的阅读与学术考察中，可以放下新旧对立的机械认知，像对待物证一般仔细勘察新诗中的古典因素。即面对新诗文本时，不以文学史的新旧切分为绝对依据，而是将新诗的种种审美元素一一体察辨认，既要看到其中与“五四”新文学精神息息相关的新元素，也要辨认出掩藏在新诗外衣下盎然的古意来。这种阅读方式并不等同于英美“新批评”学者主张的将诗歌文本隔绝于历史的读法，而是要求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发掘新诗的多重审美可能，并以对古意的侦察反思诗歌史书写的未尽之处。

    新诗尽管名之为“新”，其实也不乏其“旧”。它用汉语书写，必然赓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因此与古诗一起，构成了汉语诗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既然都用汉语书写，新诗、古诗必定存有互为牵连之处。新诗有古意，古诗有现代性，自然成为两种文体内在的互动性美学潜质。不过，新诗中蕴含的古意，通常处于隐蔽的状态，对它的发掘，可能需要以公案学意义上的“侦探”方可觅求。而且，对新诗古意的侦察是无止境的，因为新诗的古典美学因素常常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

    新诗尽管抛却了古典诗歌的格式，但并未抛却作为载体的汉语。而现代汉语对古典美学的内部继承，赋予了新诗或显或隐的古典气韵。例如朱湘的《采莲曲》，其谨严的格式与古雅的用语相映成趣，诗中抒写的撑船采莲之趣更是古典诗词常见的吟咏对象。另有一些隐现的古意更值得玩味。如胡适的《兰花草》《蝴蝶》等名篇本是以白话写就，其脱离古诗轨道的美学取向，当时就招来保守者的不少批评。但如今读来，却发现其一味脱“古”的直白策略，显然暴露诗味匮乏的弊端。倒是其中存有的无法根除的幽微的古典气息，仍给人持续的艺术感染。

    其实，许多擅长新诗写作的诗人有着良好的古典诗词修养，有些还长期从事古典诗歌研究，例如闻一多、废名等。古典诗歌的阅读与写作，同样是他们文学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滋养着他们的新诗写作。新诗在以自身实践反思古典诗歌传统的同时，也以古典诗歌为写作的灵感源泉。

    新诗中的古意，并不一定来自与新诗形成历史对应的古典诗词，还可能生成于诗人对整个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观察思考。诗人吴兴华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许多作品，就有史传和历史故事的色彩；舒婷的《神女峰》等则将旧景新造，形成了与传统故事的对话关系；余光中的《翠玉白菜》脱胎于对古代工艺品的诗意欣赏。对上述诗歌而言，侦探新诗的古意，就是发掘新诗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此外，侦探新诗的古意，还能发现新诗写作所拥抱的，是一个多民族、跨文化的多元系统。如杨炼的《诺日朗》就将藏族流传千年的神话故事纳入自己的写作，展现了新诗写作开放的文化视野。

    假使我们看待新诗的角度稍加变化，就会发现新诗是一座古典文化宝库。新诗文本中包孕的古意，稍加探查便熠熠生辉。侦探新诗的古意，不仅有学术层面的意义，也能指导普遍的诗歌阅读。于专业研究领域，侦探新诗的古意能将研究从刻板的时间序列中解放出来，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共同回归汉语诗歌的整体视野中，形成新诗与古典诗歌相互对话激发的知识系统。这绝不意味着生搬硬套某种读法，将新诗、古诗一并框住，简化处理，而是要求研究者在尊重差异的同时，从细微处着眼，或发掘新诗的古典意蕴，或探寻古典诗词的现代因素，经过比照阅读，重新激活汉语诗歌的生命力。以历史的视野看来，新诗百年之后也是“古代诗歌”，也需要接受未来文学史的审阅。此种情形下，新诗的古意或将成为新诗纳入汉语诗歌整体谱系的重要砝码。

    对诗歌阅读来说，新诗的古意侦探方法也不乏指导意义。当今诗歌读者对新诗、古诗的阅读选择存在偏颇，很多新诗爱好者往往很少读古诗，而偏爱古典诗歌的读者又不屑于读新诗，少有将新诗、古诗纳入汉语诗歌的整体框架中加以阅读审视的。稍加举证就能看出这种阅读方式的不合理。新诗中不乏张枣《镜中》这类古典意蕴丰盈的作品，古典诗歌中也有李商隐《锦瑟》这类意象密集且思想深邃的名篇，假使二者只取其一，便难以感知汉语诗歌的多样性可能，也无法在新旧互见的阅读中深化自身的审美感受。可见，在日常阅读中，有意引导读者去侦探新诗的古意，既可避免阅读视野的狭窄，又能培养富于历史同情的阅读心态与开放观念。

    总而言之，侦探新诗的古意，变“继承说”“化合说”为灵活开放的古意探寻，适时超越新旧之分的人为壁垒，既能发现新诗的新读法、新价值，也能以参照视野观察古今诗歌，乃至探照汉语诗歌的整体历史，寻回贯通古今的诗意文心。

    （作者：张静轩，系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