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肃与中唐古文运动

    梁肃（753—793）是中唐大历、贞元时期的古文家，祖籍安定郡乌氏（今甘肃泾川县东北），自高祖梁敬实起迁居河南府陆浑县，父梁逵再迁今河南省新安县居住，此为梁肃出生地。梁肃在文集中自称“安定梁肃”，时人均以籍贯名之，可见文化上梁肃认同的是祖籍安定。少年时期，梁肃辗转流徙浙东、常州等地，后以文投谒古文家李华、独孤及，受其推重，并师事独孤及。官至监察御史、翰林学士领东宫侍读、史馆修撰等职，名位清显，儒林推重。

    梁肃为人笃厚诚明，德行圆融，侍父母至孝，待师长至敬，喜奖掖后进，时人比之为颜渊、黄叔度。虽仕途通达，然为人闲淡自守，不问时局，政治上“无适时之用，任使之勤”，对管仲、诸葛亮之流“留心济世”的栋梁之材并不推重，亦无所取法（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梁肃学识渊博，博通三教，合其两长，从不锋芒毕露，为人为文均温柔敦厚，鲜涉政事，因此也没有政敌、论敌。据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言，“其升于朝，无激讦以直己，无逶迤以曲从，不争逐以务进，不比周以为党”，退居之后也能做到“澹然居于一室”，以六籍百氏为娱，醉心翰墨。其立身处世原则如此，深得天台佛学“圆融无碍”教旨，无论在朝在野，均能优容自然，获得普遍的推重和包容。

    梁肃流传下来的文章以赋、序、赞、记、碑铭、墓志为主，多为散体，有少量骈体赋作传世，如《指佞草赋》《述初赋》。其作品大多为迎送交游之词，论议重在述古，记赞主阐佛学，少数像《过旧园赋》这样“追感平生”的作品，才会流露出“悲伤涕洟”的情绪。梁肃的文章，最大特色是“渊奧”，为文引经据典，六籍百家，信手拈来，论古誉今，纵横捭阖，《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奧，儒林推重”。兼之出入儒释，旁及道流，读罢给人学识渊博、议论卓然之感，难怪乎时人推重如此。崔恭评价他的文章“神道设教，化源旁济”，所指正在于此。梁肃创作有意回避了社会热点，少涉时事，以非常正统的文学观念引领社会风气，加之口不论人非，得以俯仰人世，优容自适，因此崔恭说他“絜当世，激清风”（《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并非指其关切社会现实，而是指其为文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并为弘扬清正之气作出了贡献。这样的创作，在当世获得美誉，但难以产生传诸后世的经典作品，因此文学史上光芒黯淡。

    梁肃的文学创作实践虽然呈现出这样的格局，但他的文学批评多有卓见，其文学观念也非常重要，因此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难以绕过的重要人物。毫无例外，梁肃也重视文学的厚风俗、美教化功能，即所谓“明大道”“宗有德”“备教化”“美艺文”（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不过他经常提出一些别具一格的说法，用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说，诗人之志有四：“美其德，美其位，美其政，美其邻。”（《贺苏、常二孙使君邻郡诗序》）将诗文的颂美传统扩大到“美邻”的地步，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关于“文道”关系，梁肃的观点承继传统，也有创见和发展。他评价中唐另一古文大家独孤及的创作，认为其“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这是传统雅正的文学创作观，并无新意别见，崔元翰在《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里也给予他同样的评价：“立德玩词以为文，其所论载讽咏，发于春秋，协于谟训，大雅之疏达而信，颂之宽静形焉。”不过，梁肃对文道关系并没有提出孰高孰下的判断，他主张“道胜则遇物而适，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这与同时代古文理论家的主张比起来，无疑是公允的。值得注意的是，梁肃提出了“德充则体和，道胜则境静”（《晚春崔中丞林亭会集诗序》）的主张，认为为文之根本在于以充沛的道德，创造“体和境静”的风貌，这与崔元翰对梁肃文章风格的评价是一致的。

    梁肃推崇两汉古文，积极肯定和赞美“楚风”文学。他根据《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宣示的汉家治理天下自有“王霸之道”祖制的记载，认为汉代的文章也有“王风”“霸图”两种风格，将博厚者归为王风，雄富者归于霸图。“时弥远而气益振，世逾往而声不灭”（《周公瑾墓下诗序》），梁肃认为两汉之后的作者要么理胜文薄，要么文胜理消，前者导致言繁意乱，后者导致意巧气弱。借此他提出了关于文、道、气关系的论述：“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梁肃认为最理想的创作是“气全辞辩”，符合这一条件的人物是古文大家李翰。根据梁肃的描述，李翰创作之“气”，实际上就是才气，“明白坦荡”“游泳性情”“温直显融”，“议者又谓君之才若崇山出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随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阂其行者也”（《补阙李君前集序》）。可见平和充沛的才气是为文成功的关键，从这里能够看出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影子，苏轼《文说》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梁肃也不否定楚辞一脉传承而来的“清越凄厉”之气，他在《送元锡赴举序》中说：“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由此可见，梁肃所言之“气”，包含的风格比较多样化。

    梁肃有出入释道的经历，使得他的“道气”之论有了特殊的含义。梁肃写有《〈神仙传〉论》和《导引图序》这样的文章，可见其思想养成较为复杂，本乎儒家，辅以佛老，故而将“道”“气”的内涵丰富化、多样化。他在《导引图序》中说：“气之贯万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资之以生。本乎地者，资之以成。古之善为道者，知气之在人，不利则郁，郁则伤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于是乎张而翕之，导而引之……”在这里，他所说的“气”是生成化育于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气，蕴藏于人体之内的“神气”，实际上就是道家所言之“气”，所以“气”具有“贯道”的作用。由此可见，梁肃所言“道”“气”，已超越了纯粹的儒道和传统“文气”说。因此他在论及作家才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主张“才全志正”，丰富多样化的才学养成，是辅道的关键，也才能写出“光茂”如新的文章来：“才全者必几于道，志正者必安于时……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如是乎？”（《奉送刘侍御赴上都序》）

    但梁肃却是中唐古文运动桥梁式的人物，上承萧颖士、独孤及，下启韩愈、柳宗元。其文论，创作方面主张“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认为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斯文败坏。他对文道关系、道气辞关系的论述，无疑是韩愈和柳宗元古文主张的先声，更对其之前的独孤及等人的理论主张做出了比较大的发展。从唐代古文革新的几个基本关键词的角度考察，梁肃的贡献是系统性和全方位的，甚至他也注意到了文章的“缘情”传统，提出了“文胜则缘情而美”（《送前长水裴少府归海陵序》）、“诗人之作，感于物，动于中，发于咏歌，形于事业”（《周公瑾墓下诗序》）的主张，他对屈宋枚马的肯定，“显示了古文理论由宗经传道向缘情体物的发展”（胡大浚《〈梁肃文集〉前言》）。这正是他对古文运动理论作出的贡献，但梁肃的创作走的却是一条温柔醇和的路线，“信佛、复古、而不适于经世之用”（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他的古文理论主要空言明道，很少关涉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与韩愈“不平则鸣”、柳宗元“辅时及物为道”的理论主张不同，后者积极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创作者的内心情怀，并运用在创作实践中。梁肃文学成就的“病弊”在于理论主张的“先进”与创作实践的“复古”相互背离，未能很好结合，进而创作出经典传世作品，这也是他当世名声斐然而后世默默的重要原因。

    （作者：刘正平，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