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的文化人格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又字天赐，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他以其主体意识觉醒、追求个性自由和高扬自我的文化人格为底蕴，在明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李梦阳这种特定文化人格的形成，当然首先与明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因素密切相关，也与他的家世有关。李梦阳的祖父“任侠使气”，二祖父“嗜酒不治生，好击鸡走马试剑”，本非上层儒士。李梦阳之大伯同样好奇任侠，有父风；二伯“好酒”、好“狎侮人”（《空同集·族谱大传》），皆较少受传统理念之拘束，几位先辈都具备某些江湖草莽豪杰行侠仗义的气概。李梦阳本人在任职期间，锤击寿宁侯，弹劾刘瑾，顶抗总督，拒揖御史，鞭打淮王府校，表现出傲兀倔强的姿态和斗争的胆略。他所有的这些行为和作风都体现了一个从社会下层走出来的文士的傲岸风性，表现了新兴士风高扬自我的倾向和狂狷使气的文化人格。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人格，李梦阳的文学品格也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李梦阳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就是要冲击和取代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台阁体”诗歌。

    李梦阳文学复古运动将学习的对象瞄准汉魏盛唐，就是因为汉魏文人“不再是礼教俘虏下的孝廉与贤良方正，也不再重视那些五经博士所保存的先师遗训，汉魏文人大都是要凭自己清醒的智慧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意见”（林庚《中国文学简史》）。他们有着与李梦阳相似的思想情操和文化人格；而所谓魏晋风度也是魏晋文人张扬个性、彰显个体生命不容侵犯的文化人格的象征。包括建安文学在内的汉魏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能流露人类心曲的部分，是当时人们生命意识自觉、要求解放、追求理想、高扬人本精神的声音。李梦阳曾称赞曹植：“曹植《白马篇》，李白《飞龙引》，流光耀千古，不与日星陨。”（《空同集卷二十三·梁园古诗》）又在《陈思王集序》中说曹植的诗：“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空同集·卷五十一》）这里，李梦阳对曹植其人其诗颇有戚戚之意，是由于他在弘治朝饱尝进取所带来的心灵苦痛，而曹植诗歌从整体创作风格来说，既有郁郁不得志的哀怨，又充满不屈的气骨与忠厚缠绵的情怀，正好吻合李梦阳自我表达的需要。也正因为如此，李梦阳创作了很多具有汉魏风格的乐府诗，或咏史感怀，或揭露现实，或抒写思妇闺怨，是人间真情的吟唱。

    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同样师法盛唐诗歌，但他推崇的是以陈子昂、李白为代表的自然真挚、清新刚健的诗风，并非李东阳偏爱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古淡悠远之风，如他在其生前所编的诗集中明确有15首题名“效李白体”的七言歌行。《刻阮嗣宗集序》中，李梦阳借助钟嵘《诗品》的说法，把陈子昂、李白的传统追溯到阮籍，认为阮籍《咏怀》为魏诗之冠，陈子昂的感遇诗和李白的古风都是向阮籍学习的产物，是“混沦之音”，“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原因是阮籍、陈子昂和李白的诗，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阮籍《咏怀》语言清新，不假雕饰，充满了对生命流逝的不安，以及对时势忧患的隐晦表达。在陈子昂的感遇诗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生命流逝的忧患表现为深沉的历史感和建功立业的渴望；李白的古风充溢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宕之气，其中豪迈自信与及时行乐的情怀，正是其个体生命意识高涨的表现。确实，李梦阳在推崇汉魏诗歌的同时，也推崇盛唐诗歌，因为盛唐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富有感染力的辉煌篇章。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些诗抒怀言志、气扬采飞，无不流荡着慷慨豪迈的“意气”，以及对功业、从军边塞、任侠、痛饮与狂歌的向往，风格也格古调逸、气象雄浑，无不体现那个时代的“元气”，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生命激情。

    李梦阳一生创作诗歌千余首，王世贞称他是一代词人之冠（王世贞《艺苑卮言》），《明诗别裁集》收明三百多位作家一千零二十余首诗，李梦阳诗歌名列第二；《明诗综》收诗凡二千四百余家，李诗列第三。足见其诗歌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时人之重视。《空同集》共收诗歌一千八百余首，有古体有近体，有七言有五言，有律诗有绝句，都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成就。其中乐府诗或抨击现实，表现民生疾苦，或咏史讽今，抒发对现实的感慨，题材丰富、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是继两汉乐府、“建安文学”、“新乐府运动”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七言律诗追慕杜甫之高格，沉郁顿挫，悲壮雄浑，遣词造句，得杜精髓。歌行则直接效法太白，成就很高。王世贞称李梦阳七言歌行：“如金鸡擘天，神龙戏海，又如韩信用兵，众寡如意，排荡莫测。”（王世贞《艺苑卮言》）沈德潜也说：“空同……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冯时可更说：“空同歌行，纵横开阖，神于青莲。”（明冯时可《元成选集》）说李梦阳的七言歌行超过李白，这种称赞显然过于溢美，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李梦阳歌行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品格。

    在李梦阳这千余首作品中，有不少诗是描写故乡庆阳的。这些咏陇诗散见于《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空同集》等，但明嘉靖傅学礼《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集八首，并统称为《环庆怀古》，使这些诗的庆阳地域特征更加明显。这组被冠以《环庆怀古》的咏陇诗深切缅怀古代圣贤名将的历史功绩，强烈抒发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祈愿和远大抱负；浓墨描绘庆阳独特的自然风光，详尽展现故乡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深刻表达作者对故乡的热爱。笔力苍劲凝重，气象雄浑开阔；感情浓烈丰富，基调昂扬慷慨；语言生动凝练，音节格律响亮谨严。如《感述·秋怀》：“庆阳已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白豹寨头惟皎月，野狐川北尽黄云。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马群。回首可怜鼙鼓急，几时重起郭将军。”是这类诗的代表。这八首诗在李梦阳千余首诗歌中数量虽然十分有限，但它们却犹如大海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和汹涌的波涛一起，共同汇成雄浑壮阔的生命乐章。

    然而，李梦阳确实是以他个性意识的复苏与人本精神的高扬的文化人格为底蕴，铸就他格古调逸与气象雄浑的文学品格的。同时，像大多数古代作家一样，他的文化人格也是矛盾的、冲突的。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李梦阳在尽力背离传统的同时，又不自觉地向传统回归，行为上的狂放不羁只是外在的表现，其背后隐含着的是新旧观念和文化人格的激烈冲突。李梦阳也是一个严正的卫道士，综合观之，他似乎并非有意背离程朱之学，只是无意中表现出一些背离的倾向。李梦阳的一生，他的身份也经历了一个由文人向儒士的靠拢。他对程朱理学也只是对其弊端及理学家的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对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还是非常推崇的。他的文学复古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人格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他的复古运动，虽不乏创新精神，但始终离不开儒家文化传统，无论是“格调说”“真情论”，还是重“比兴”，都是在儒家“抒情”“言志”的传统诗教下展开的，目的是复兴古诗的审美本性和风教传统，从而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他的文学品格当然也具有这种文化人格的烙印，无论是乐府诗、近体诗，还是歌行体、边塞诗，和前人相比，都还有一定差距。

    但不管怎么说，李梦阳傲岸正直的文化人格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以“格调说”和“真情说”为核心的文学复古运动，以及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创作，对冲击明代当时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以及改良政治、革新文风，振兴中明诗歌，甚至开启晚明文学新思潮，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杨海波，系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