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时春诗文的地域特色

    赵时春是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是当时政坛和文坛颇有影响的官员、文人，也是陇右尤其是陇东历史上的文化巨匠，传世有《赵浚谷集》。

    赵时春先祖于元代中期徙居平凉，至嘉靖时，他们已在平凉生活了一百多年。除为官十载之外，赵时春一生的活动范围大体不出平凉。一百余年的家族历史，以及个人长期生活的濡染，使得赵时春及其文学创作都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胡松在《浚谷集序》中概括为“秦人而为秦声”，可谓慧眼识见。具体来说，其创作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在情辞慷慨、描写陇东风物和对边患的密切关注上。

    赵时春诗文的情辞慷慨，是平凉“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的历史传承，也是明代甚至整个古代陇右作家的群体特点，远者如王符、傅玄，近者如康海、李梦阳等，莫不如此。这显然是地域文化影响所致。这种性格反映在作品中时，就呈现出了情辞慷慨的特点。李开先《浚谷集序》评论道：“（赵时春）诗有秦声，文有汉骨，朴厚而近古，慷慨而尚义，此三秦风气。”李开先在“三秦风气”的地域文化视野中，评论赵时春诗文的“慷慨尚义”，深具远见。《明史·赵时春传》的评价也大致相同。应该说，赵时春诗文之情辞慷慨，是历来学人的普遍认识。

    赵时春的诗歌语言宏丽，感情充沛，气象壮阔，充分体现出“情辞慷慨”的特点。如其五律《秋暮登桂香楼》：“烟树杳苍苍，凭高望四荒。天寒风日劲，地静水云长。秦塞连山紫，陇林带雪黄。秋声连道殣，无地不含伤。”写暮秋登楼之感，语言刚劲有力，景色苍凉壮阔，情感沉郁慷慨，末尾点题，说明即使是闲暇登楼，但还是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体现出士大夫的可贵良知，用李开先“慷慨尚义”之语来评价，最为恰当。

    其实，赵时春等西北作家之情辞慷慨，也是他们描摹西北山河的需要。这里的山川草树、烟云变化，英雄慷慨、烈士悲歌，以及百姓稼穑、边关烽火，都在其笔下吞吐风云，气象万千。应该说，是陇东历史与风物给了赵时春以感动，赵时春也以大量诗文为陇东历史与风物增添了厚重感和温度。在其诗文中，崆峒山、六盘山、关山、弹筝峡、瓦亭关、柳湖、暖泉，以及固原、朝那、静宁、泾州、崇信等地城防、府（县）学、人物等历史人文遗迹，都有描述和咏叹，赵时春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描写陇东风物与人文最为集中的作家。

    崆峒山是平凉最负盛名的历史人文遗迹，对此，赵时春有多篇诗文吟咏，如《游崆峒记》《陟崆峒》《黄帝问道处》等，还有许多诗文也间接提及崆峒，他是历来咏崆峒最多也最精彩的作家。赵时春善于用歌行体诗寄寓他在“崆峒之野”的人生感慨，形成其歌行体风华绮丽、苍凉豪迈、灏气流转的特色。如其歌行体《寄包蒙泉侍御》诗，寄赠对象是谪戍庄浪卫（今甘肃永登）的湖广按察使包节。包节与赵时春都有着不阿权贵、直言敢谏的个性，此时都身处西陲，同处人生的失意中。该诗将高卧空山、陆沉西陲的顾影自怜（“况吾与子俱陆沉，车尘马迹徒然尔”），以及对人世纷华、人间虚名的风景看透（“人世纷华尽等闲，虚名都付蔡侯纸”），对落难友人和斯人憔悴的深切勉励（“长向尊前对圣贤，那问凡间有藏否”），都融为一体，一唱三叹，显得沉郁又洒脱，极具感染力。这样的情感内涵与诗歌风格，显然有着“崆峒之野”的风雨滋润和文化沾溉。

    赵时春对陇东历史、风物的描述，有些还成了相关的稀见文献。如其《朝那庙碑》一文，讨论秦惠王《大沉厥湫文》的出土地点，认为华亭县西北砚峡的湫池即朝那湫，也即《大沉厥湫文》的出土地。这是古人讨论《诅楚文》的珍贵文献，遗憾的是，历代学者均未关注到。

    赵时春诗文对边防的密切关注也是其地域特色的突出表现。明中期北方蒙古俺答部强盛，驻牧河套一带，对北部边防形成了严峻挑战。陇东距离河套较近，因此屡被侵扰。赵时春也曾亲历过俺答骑兵侵扰平凉城北的事件（见周鉴《赵浚谷行实》），这样的生活，必然会促使他更为关注边防。李贽《续藏书·佥都御史赵公》载，赵时春与人谈及俺答蒙古时，“辄裂眦攘臂，誓不与俱生”，足见其对俺答蒙古的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带军突破古北口长城，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为了选拔将领，朝廷起用赵时春为兵部主事。此后，他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转战于北防一线，尽管树功无多，但也使他更为了解北防的地理和现实，进一步强化了其创作中关注北防的内容。

    其实，对西北边防的密切关注，还是陇东作家的历史传统。东汉时王符、傅燮对于“弃凉州”之议的据理力争、大声疾呼，为凉州的保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既是其家国责任的反映，更是乡土情结的体现。赵时春对边防的高度关注，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为了探讨战守之策，他作《御戎论》三篇，积极言战，也为他带来了“知兵”的声誉。何乔远《名山藏·赵时春传》全文收录《御戎论》，足见其影响。其他如《杨提学〈大宁考〉叙》《〈紫荆考〉序》等文，关注点还是北部边防。其《（嘉靖）平凉府志》，是平凉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这样的主题倾向，也成了赵时春文学创作上的地域标签。

    虽然赵时春的诗歌也屡屡提及北防问题，但就表述的系统、深刻和完整而言，显然不及文章。赵时春的这类文章，淡化了性灵抒情的因素，言之有物，观点鲜明，逻辑谨严，气势浩然，是典型的经世之文，在当时即产生了普遍影响，“传播海内，士相与口诵手抄，以为法式”（徐阶《浚谷集序》）。其主旨，徐阶概括为“正士风，定国是，建尊主、庇民之业”（同前），其风格，胡松评为“变跌宕如司马子长”（同前），都一语中的。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其文章沿袭“三秦风气”长于议论、盛于气势而又淳朴厚重的地域特点，与司马迁、王符等遥相呼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秦风”的内涵，为发扬“秦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这些文章也更加突显了赵时春文学的个性，增强了其在文坛的影响力，使他成为明代“秦人而为秦声”的代表。因此，可以确定，地域特色是赵时春文学创作的鲜明标签，地域文化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

    （作者：杜志强，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