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说同构”的文学传统

    “说”者，“从言从兑”，言辞以兑付（傅）；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赋与说皆以言辞敷陈情事，至汉代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录作品1380篇，以“说”名篇者如《虞初周说》，即张衡《西京赋》所谓“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共943篇，“言说”是小说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称司马相如赋作“多虚辞滥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还是《后汉书·杨赐传》载杨赐上书汉灵帝所谓“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司马相如、鸿都门客为代表的汉代赋家之“赋说”实开示了中国文体史上的“赋—说同构”文学传统。

文体生成传统

    赋与小说同为“言”的艺术，二者在生成过程中相互渗透、影响。首先在源头上是同生共体关系。章学诚《校雠通义》谓：“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赋与小说一样，亦可视为同出“子学”一部，二者在“言说”的结构、方式、气势、内容上若合符契。

    其次，从文体的演变趋势来看，赋与小说文体交互影响。一是“汉赋似小说”论（钱锺书语）。杜笃《首阳山赋》中有伯夷、叔齐之鬼语，钱锺书谓“玩索是篇，可想象汉人小说之仿佛焉”，提出“汉赋似小说”的观点。汉初流行的方士小说与汉赋关系密切，在母题上，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吸收方士小说的题材，方士小说“虚辞滥说”的艺术风格进入赋体。

    二是赋乃“小说之滥觞”（郭绍虞语）。小说创作受到辞赋影响，俗赋《神乌赋》《燕子赋》《韩朋赋》等，源于民间说唱艺术，与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争奇斗胜等伎艺密切相关。正是赋与小说这种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给后世的其他通俗文体，如讲经文、变文、话本等以巨大的影响。

    三是“唐代辞赋的小说化”（许结语）。唐代律赋创作，很多题材都是取资小说，如《口不言钱赋》《陶母截发赋》等都是取材于《世说新语》；而周繇《梦舞锺馗赋》、谢观《汉以木女解平城围赋》等又以传奇体叙写当时流传的故事，可谓“传奇体赋作”。相伴而来的是“唐传奇的辞赋化”，唐裴铏《传奇·萧旷》、沈亚之《湘中怨解》继承《洛神赋》人神艳遇的叙事模式。

文体推尊传统

    赋与小说有着同为“小道”而实现尊体的过程。赋由“小道”而发展为“蔚成大国”，其尊体成功的模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尊体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征圣”“宗经”，主要是宗《诗经》。赋者，“古诗之流也”“雅颂之亚”，是在“《诗》本位”批评视域下，实现赋体推尊。二是体物言类、征材聚事的“才学”彰显。赋因为可以充分展示才学，成为国家衡量人才的科举文体。

    小说尊体途径以汉赋尊体为模范，途径之一是以宗经尊体。天僇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谓“小说”起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而小说出。盖小说者，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批评家们在“宗经”架构下评点小说，以赋体“宗经”而尊体的模式为典范，营造出与“《诗》《春秋》同旨”的景象。

    小说尊体途径之二是在小说中引入赋法。小说中的赋法功用有三：一是串联叙事。《三国演义》中的《铜雀台赋》在小说的情节转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铜雀台赋》，就没有蜀、吴联盟的可能，也就没有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二是渲染描绘。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到小说创作情境中，其具象性、整体性及描绘性为小说提供造像、布景、铺垫的素材。三是展现才学。才学小说《镜花缘》即以“诗赋取士”结构全篇，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

    小说尊体途径之三是以赋写小说。西晋张敏即作《神女传》，又作《神女赋》，赋与小说互写。赋写小说最显著的是《红楼梦赋》，如冯庚堂《红楼梦律赋》、沈谦《红楼梦赋》20篇、程芙亭题《红》赋、林起贞《红楼梦赋》等。题《红》赋不仅丰富小说艺术建构的文学形式，更是推动包括《红》在内的小说文学的经典化建构过程。

虚构叙事传统

    小说是典型的叙事艺术，其叙事艺术的形成、发展与完善，赋体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叙事有纪实性叙事（脱胎于史传）和虚构性叙事，虚构是小说有别于史传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小说生成阶段的汉代，汉赋在虚构性叙事方面做得最卓越。

    史传有赋，赋参与叙事。《左传》已有意识地融入“郑伯克段于鄢”赋；《史记》《汉书》中大量引入赋作。初唐刘知幾对司马迁、班固将赋体带入史传的行为不满：“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在刘知幾看来，当时人所作叙事文“或虚加炼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所谓“文非文，史非史”，即类似“传奇”的小说体。此言预示小说脱离史传，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辞赋体在其中起到“津梁”的作用。

    赋体以“虚辞滥说”著称，“假象尽辞”“假设其事”，有意文学虚构，促使叙事由史传走向小说。托名班固所著的《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是史传与赋体联姻而成的早期小说样板；至唐传奇出现，标志着小说脱离史传母体束缚，赋体文学的艺术构思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再至明清小说援辞赋入小说，则是史传与赋联姻传统的又一个延续。

    赋是中国所独有的文学体式，“文备众艺”是中国古代小说独有之征象，恰是因为这两个“独有”，启示赋与小说在生成、尊体，以及虚构叙事等方面“同构”的文学传统。这不仅彰显出同为“一代文学”之“赋”与“小说”的文类互渗内涵，而且也融织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流变中，对他体文学起着或隐或显的影响，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王思豪，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