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之魅与辞赋之美

    器物是日用之物的总称，与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一方面极为关注器物的制造与享用，追求便利与精工；另一方面又思考附着于器物之上的欲望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是肯定的态度；《尚书·旅獒》曰“玩物丧志”，《传》曰“以器物为戏弄则丧其志”，这是警惕的态度。历史发展表明，只要调和得宜，必能彰显器物之功用。器物因其自身的魅力，成为一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文赋》称“赋体物而浏亮”，《文心雕龙·诠赋》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是“体物”文学的代表，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无论大赋还是小赋，都重视在作品中呈现器物，《历代赋汇》相关分类可见其大略。再者，由于“赋”与“物”的亲密关系，同题壁、题画如出一辙，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凡文人雅趣之所至，多有题咏。皇甫谧《三都赋序》论及赋的修辞特征“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器物与辞赋的联姻，是“物之魅”与“文之美”的结缘。

    辞赋中的器物与器物上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辞赋与器物之间的关系，其最终表现形式仍是文学作品。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然而“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刘熙载《艺概·赋概》），因为赋在修辞上的鲜明优势，与器物相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追根溯源，敷陈器物材料。枚乘的《七发》有一节专写音乐，重心落在“琴”上：“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鳱鴠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鹍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古人以桐木为琴，选材是制琴的第一步，因此本段文字先写桐之特征、所处环境以及在大自然中所受到的熏陶，共同造就了材料的与众不同，然后才由琴挚斩木为琴，接着进入到演奏的阶段。琴在汉代极受贵族、文人士大夫喜爱与好评，桓谭的《新论·琴道篇》说，“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汉末蔡邕流亡在外，“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由焦尾琴的典故，既可见选材之难，又可见蔡邕精于琴道（《后汉书·蔡邕列传》）。琴是士人言志的重要器物，嵇康《琴赋》甚至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无论枚乘还是嵇康，都重视书写制作乐器材料的生长环境，至于其他器物题材赋也多如此，并且用辞赋这种文体将其纵横铺排出来。古人相信万物秉天地而生，器物的制作与使用都要遵循原材料之性理，赋之铺排是对器物性理的原始追溯，契合于自然之道。

    二是曲尽其妙，提升器物品格。唐代名臣李德裕曾于扇上作《画桐华凤扇赋》，其序曰：“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华，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缋于素扇，以赉稚子，余因作小赋，书于扇上。”华即花，据《太平广记》载，蜀地“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俗谓之桐花鸟”，因其特征与凤凰近似，故又称为桐花凤，外形小巧美丽，古人将之视为祥瑞。李德裕曾任西川节度使，治所在成都，故对桐花凤较为熟悉。赋以扇为描写对象，而扇之上有鸟，全文先写鸟之高洁，称其“独美露而爱桐，非人间之羽翮”，既而针对班婕妤《怨歌行》（即《团扇诗》）的哀怨以及传统的美人、蝉雀主题扇面，作者认为“未若缋兹鸟于珍箑，动凉风于罗荐。非欲发长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啭”，扇用以消暑，而不去做女性的道具；与班氏哀怨天凉“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不同的是，作者说，“虽清秋之已至，常爱玩而忘餐”，扇有了更高的价值，其品格得以升华。唐玄宗时张九龄曾因获赐羽扇作《白羽扇赋》，以“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作结，而前文“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之何忌”一句可谓掷地有声，元代赵孟頫《纨扇赋》曰“苟行藏之任道，愿俟时乎安之”，都已脱离宫怨，注入沉雄之气，在反复铺排中，烘托、抬升器物的气格。

    三是争奇斗巧，广纳异域器物。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世界有着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流，西方不少器物也流入中国，并进入辞赋写作领域。在汉末，曹丕曾作《玛瑙勒赋》《车渠椀赋》《迷迭赋》，《玛瑙勒赋》序文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玛瑙，玉髓类矿物，中国当时亦有出产，只是数量不多，因此多从西域传来。《车渠椀赋》序文：“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车渠，原为海中大贝，可玉化，硬度高，能用以制作各种器皿，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均有出产。《迷迭赋》正文：“薄六夷之秽俗兮，越万里而来征。”迷迭草，鱼豢《魏略》云“大秦出迷迭”，原产地中海沿岸，能制香。玛瑙勒、车渠椀、迷迭香在当时都是新奇之物。及至明清，新器物涌入中国者更多，清初李光地作《眼镜赋》、纳兰性德作《自鸣钟赋》，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平常之物，然确非中华旧有，故能引起文士之兴趣。新器物、新科技是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进入作品，赋予辞赋新的生命。清末章桂馨的《电报赋》对电报技术的“一刻千程，纵声万里”大为惊叹，文中大肆想象其运行、传输机制，既有科学价值，也有文学美感。赋的铺排令新来器物的一切特征、性能全面展示出来，带来奇趣，更添新知。

    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体，兴于先秦而盛于两汉，北朝魏收说“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直至唐宋以后，由于“赋兼才学”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赋在科考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器物是物质文明的表征，研究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蒋晓光，系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