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滇人 宗法唐诗

    清代姚永概《范肯堂墓志铭》云：“诗体至唐而大备，世之论者，每称李白、杜甫，二家途辙不同，其忧时嫉俗之情则一。厥后如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之为诗犹白、甫也。”可见，唐诗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从宋代开始诗歌的发展就面临着唐诗范式的选择，直至后世文人把唐诗作为一种“典范”自觉学习。严羽就提出过诗宗盛唐的主张，金代以赵秉文为领袖的学古派也强调学诗要“以唐人为旨归”，元明时期甚至形成了举世宗唐和“诗必盛唐”的文化现象，并且一直延续到清代。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云南作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划名称从13世纪中叶一直延续至今。明清时期中原移民大规模移入云南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中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与土著原生文化的交流、融合。因此，儒家文化在云南地区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明清时期涌现出杨黼、李元阳、谷际岐、赵炳龙、李根云、师范、赵藩等众多土著诗人，同时还出现了赵州龚氏、太和赵氏等父子、夫妇、兄弟一门都有佳作飨世的盛况。无论是当地的土官、土司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需要，还是“改土归流”的文化影响，都促使土著文人攻读汉文、谙习汉文诗词。

    云南土著诗人宗法唐诗，在当时就已受到关注。南园老人张志淳评点土著诗人木公的诗，“尽有杜机轴，非今日诗家所能”，“声律好学杜不得其名”，“起承尽有杜意”，“意句俱佳，又不失杜体”，“取似唐人语故也”。杨慎批点木公“似辋川”。李元阳批点木公“得韦意”。清代胡蔚评土著诗人杨师亿诗曰：“格正调高，气味苍健，大段步趋三唐而涵咏于东。”袁枚评价土著诗人龚锡瑞云：“天才超逸，有太白余风。乐府、五七古、七绝最为擅长。五七律俱闯入唐人之室。”清代刘大绅评价土著诗人赵廷玉道：“紫笈先生，学富才美，雅好吟咏，谢氏池塘，韦家风雨。”江南名士赵本扬评价土著诗人师范“格高气浑，力深思沉，俨然少陵家法”。

    明清云南土著诗人对唐诗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唐诗文字的借用、化用。这种对唐诗的接受方法在云南土著的诗歌创作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即借用唐诗部分或整个语句，或对原有语序、词语进行前后颠倒、活用。如土著诗人杨载彤的《望夫云》诗“相思会有相逢处，相隔能无相见时”是对李白《秋风词》“相思相见知何日”的化用，但立意创新，含有情人终能相见的积极思想。

    ——对唐诗意象的借用、化用。如土著诗人左正在《送李别驾归蜀》中有“金马浮云迷客梦，浣花明月醒人眸”之句，其中“浮云”意象化用了杜甫诗《哭长孙侍御》中“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之主题，用“浮云”来比喻世事的飘忽不定也是极为常见的创作手法。再如土著诗人刘文炳在《游紫溪山》中有“何当开霁景，一览万山低”之句，和杜甫《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表达结构上一致，“何当”对“会当”用法相同，“开”对“凌”都是动词，“霁景”和“绝顶”都属偏正结构，“何当开霁景”与“会当凌绝顶”在相同位置的词语词性都是相同的，甚至可以互换，所以在结构的模仿化用上，相似度特别高，尤其是“一览万山低”和“一览众山小”，在表达上如出一辙，并且都有一定的设想内含其中。

    ——对唐诗意境的借用、化用。意境是把诗人寄托情感的所有意象综合起来，构建一种能让人产生想象和联想的境界，是唐诗接受的最高层次，对诗人的文学修养有更高的要求。土著诗人杨穆之《访禅友不遇》“晚游净土白云多，樵子归来一曲歌。红叶林中人不见，行踪问石奈顽何”与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禅友”和“隐者”本身就带有超脱尘俗的洒脱和淡然，他们安于喧嚣的世俗之外，所以“不遇”是常态，不知行踪更是这些世外之人的处事方式，潇洒、自由。

    在云南土著诗人的心目中，为什么唐诗会成为一种经典，云南土著诗人是用怎样的一套审美法则来定义唐诗美感的呢？

    诗学的韵律美感。诗体至唐而备，格律至唐而全。到唐代时，诗歌俨然具备了所有的“部件”，成熟而精良。格律、字数、句数、用韵等方面都有了严格的限制，全然没有了古体诗的“自由”。而这种“不自由”正好成全了诗歌的韵律美感，为后人所标榜。以土著诗人赵廷玉极具地域特色的诗歌《望夫云》为例：“一缕浮云几度秋，坚心常注海中沤。踉跄浪打蛟龙窟，绰约神明水月楼。卷地难平千古恨，回峰又锁百重忧。可怜夫婿无消息，空报情根护石头。”这就是一首广义上的律诗。首联和颔联，其基本的平仄规律是：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乍看来，并不符合格律诗的规律，但诗歌讲究的是抑扬顿挫的声调之美，这首诗歌很巧妙地做到了逢双必反的节奏规律，即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第六字又与第四字相反，如此反复就形成了节奏感。逢单却可反可不反，这是因为重音落在双数音节上，单数音节相对而言就显得不重要了，这就是格律中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规律。纵观全诗，可知押的是平水韵下平十一尤韵。对仗工整，格律也基本准确。

    生命的无常境遇。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在土著文人中，木公的诗歌创作受杜甫影响颇深。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博爱精神在木公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体现。木公的这种忧患意识则来自他的身份，木公作为土司首领，在成为诗人之前还是一名统帅和治安官，作为经历过战争的人，自然对民生疾苦有着深切体验。张志淳为木公的《雪山始音》作序时说：“间尝问诗，告以始于杜。又问所先？告以近体，可持循以入。无几何，以所为诗数篇至，若有近杜者矣。又无几何，以所为近体二百余篇至，良有似杜者矣。”可见，对唐诗的自觉学习，是土著诗人诗歌创作取得进步的巨大推力。

    共同理想的塑造。土著诗人在学习唐诗诗歌技巧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唐诗中价值观念和共同理想的力量，在学诗的同时，自觉把这种观念和理想融入骨血。在土著诗人桑映斗的《对雪吟》中有“君不见，少陵穷饿不知愁，广厦千间为人谋；又不见，香山挟纩思大裘，却想冬日覆杭州”之句，少陵句是指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香山句则指白居易《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与君展覆杭州人”之句。诗人也愿像杜甫和白居易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把民生的疾苦放在心上；也愿意把“天下寒士俱欢颜”作为要实现的共同理想。这些土著诗人，自发自觉地融入民族大义的价值观和共同理想中去，为中华精神的光大续写了新的篇章。

    明清云南土著诗人对唐诗的学习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从创作到审美，诗品到人品。他们对唐诗的接受并非生吞活剥、盲目学习，而是在接受中悄悄融入了本民族独特的气质个性与审美取向。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既有接受史的共同特征，亦有自身的独特印记。

    （作者：多洛肯，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6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