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鲁学系统的四言诗

    从总体上看，四言诗在西汉时期呈现出衰微的趋势，中国大陆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对它大多是略而不论。可是，如果从数量方面进行考察，传世的西汉四言诗的数量，超过同期其他各类诗体作品的总和，因此，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

    传世的西汉四言诗，主要来自两个系统：一是朝廷庙堂之乐所用的歌词；二是经学系统，即经师创作的四言诗。西汉的《安世房中歌》共十九章，其中有十三章是四言诗。《郊祀歌》共十九章，其中八章是四言诗。而经师所作的四言诗，主要出自鲁学系统。鲁学之名见于《汉书·儒林传》，指的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西汉鲁学系统的四言诗，主要有三个分支：一是鲁诗传人的四言诗，二是与孟氏《易》密切相关的四言诗，三是孔氏家学的四言诗。

    鲁诗传人的四言诗，主要出自韦氏家族。《汉书·韦贤传》记载：“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汉书》本传所收录的《谏诗》九十八句，《在邹诗》五十二句，均为四言，是两首四言长诗。《汉书·韦贤传》还记载，韦贤是韦孟的五世孙，“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韦氏家学是《诗经》，那么，这种家学从何而来呢？《汉书》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韦孟曾在楚元王刘交在世时担任楚国的傅，而这个阶段正是鲁诗的生成期。《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文中提到的申公，指鲁人申培，是鲁诗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鲁诗著作，是在楚国供职期间开始撰写的，而韦孟也正是在此阶段居留楚国任傅，与申公是同事。韦孟是在楚王戊期间离开楚地，《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培也是戊王在位期间离开那里。楚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其子夷王在位四年，由此推断，韦孟与申培在楚地共事的时间不会太短，尽管在此期间申培曾经两度在长安逗留。韦氏家学是《诗经》，传承的应该是鲁诗，而不可能是其他学派的《诗》学。《汉书·儒林传》记载，韦贤师从鲁诗传人瑕丘江公，“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韦玄成是韦孟的六世孙，在宣帝朝任职，因与杨恽友善而被免官，后来祭祀惠帝庙又因违礼而被消爵，于是作《自劾》诗，全诗共七十六句，均为四言。韦玄成经历十年的宦海沉浮，在元帝期间出任宰相，又作诗戒示子孙。全诗五十六句，也都是每句四言。由此看来，韦孟、韦玄成四言诗，既属于鲁诗系统，又是韦氏的家学传统。

    与孟氏《易》存在关联的四言诗是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孟氏《易》的创始人是孟喜。《汉书·儒林传》记载：“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孟喜出身于经学家庭，他所创立的《易》学流派称为孟氏《易》。学界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孟氏《易》是否属于鲁学？或称“孟氏是和齐学一党”（蒙文通《经学抉原》），这是把孟氏《易》划入齐学系列，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孟喜之父号为孟卿，以研治《礼》著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位于学官。”两汉《礼》学的创始者是鲁人高堂生，孟卿传承《礼》学，是鲁学传人，并且培养出后苍这样的高足。汉代经学恪守家法，孟喜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他应属于鲁学成员。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兰陵位于今山东枣庄与郯城之间，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西汉时期是鲁文化区的组成部分。就所处地域而言，孟喜也属于鲁学覆盖区的成员。

    传世的西汉四言诗，焦延寿的《焦氏易林》篇幅最大。他把《周易》的每一卦演为六十四卦，共计4096卦。各卦的林辞绝大多数是标准的四言诗，只有少数例外。国内学界已经陆续推出从诗学角度研究《焦氏易林》的著述，它确实是西汉四言诗重要的组成部分。《焦氏易林》是否能够纳入鲁学系列，这涉及焦延寿与孟喜之间是否存在学术交往的问题。

    《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京房是焦延寿的弟子，焦延寿自己说过曾经向孟喜问《易》，京房则认为焦氏《易》即孟氏《易》，焦延寿与孟喜存在学术交往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至于翟牧、白生作为孟喜的弟子对此予以否认，那是为了维护他们在《易》学传承谱系中的正统地位而已，不能据以为实。有的学者已经把孟氏《易》与焦氏《易》加以对比，指出焦氏《易》“是顺承孟喜而来的发展”（《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并且推测焦延寿与孟喜直接交往的可能性：“焦氏在梁‘王共（供）其资用，令极意学’的情形下，则他游学长安时有向孟喜问《易》的机会。”（《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补小黄令。”焦延寿是梁人，最终卒于小黄。上述叙述没有焦延寿前往长安求学的记载，因此，他与孟喜的交往，在梁地的可能性居多。

    《汉书·儒林传》记载，梁人丁宽作《易说》三万言，“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等三人出自田王孙门下，其中对施雠有如下记载：“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田王孙最初是在他的家乡梁国砀县（今安徽砀山西南）教授生徒，施雠是沛（今安徽淮北西）人，与砀地相距甚近，因此投到田王孙门下。孟喜是东海兰陵（今山东郯城与枣庄之间，距离砀地也不过三百里）人，孟喜之父孟卿指派儿子“从田王孙受《易》”，也应该是田王孙在砀地招收生徒期间。焦延寿最初是在梁王那里寄居治《易》，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那里距离砀地不足二百里。孟喜在砀地田王孙门下求学期间，焦延寿存在与他交往的可能。《汉书·儒林传》记载，田王孙卒于长安，“时喜临东海”，孟喜是在田王孙逝世前不久返回东海兰陵老家。从长安返回兰陵，通常是从长安出发东行，途经洛阳、郑州、开封。焦延寿后半生任小黄令，并且在那里去世。小黄，在今河南开封，是孟喜东归的必经之路，他与焦延寿在这里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更大。此时的孟喜已经学业有成，在《易》学方面造诣颇深，因此，焦延寿对他以师相待，承认自己与孟喜的师徒关系。基于上述原因，《焦氏易林》可以纳入鲁学系列，作为鲁学的四言诗加以处理。京房出仕是在汉元帝初期，由此逆推，他向焦延寿学《易》应在武帝晚期。丁宽授田王孙《易》是在景帝、武帝之际，孟喜等人师从田王孙，应在武帝期间，与焦延寿所处时段是吻合的。

    西汉孔氏家学的四言诗，主要见于《孔丛子》一书。其中《连丛子》上所载孔臧的《杨柳赋》《鸮赋》《蓼虫赋》，虽然名称是赋，其实是三首四言诗。第一首六十句，五十三句是四言。第二首三十六句，纯用四言。第三首二十四句，二十二句是四言。孔臧是以写诗的方式作赋。

    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还涉及刘向的《列女传》《列仙传》。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奉宣帝之命，他又研习《谷梁传》，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他所编纂的《列女传》《列仙传》，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

    西汉韦孟、韦玄成、刘向的四言诗写作，与他们是鲁诗传人有直接关系。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则是继承了早期《易传》的传统。清代阮元作《文言说》，把《易·文言》说成是“千古文章之祖”，“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揅经室三集》卷二）。他所列举的一系列偶句，其中有许多四言韵语。至于孔臧的赋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则是继承发扬孔氏家学的遗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朝廷，作《去鲁歌》。孔子西至黄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作《陬操》以哀之。这两首歌诗均是四言诗。另据《孔从子·记问》篇所载，孔子在卫所作的《丘陵之歌》，也是一首四言诗，多达十六句。这些记载未必全都可靠，不过，孔氏家学颇重四言诗，倒是历史事实。西汉四言诗多出自鲁学系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李炳海，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