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之体与身体美学

    身体美学在中国的勃兴，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热点之一。但身体问题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关切，却有一个延展千年的文化线索。实际上，在古典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无论是庄老玄谈，还是儒家体系，身体始终是一个在场的存在。

    身体是老子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里的这个判断，显然是将身体当作承载人生苦难的容器来看待的。但这并非否定身体的感受特质和存在价值。既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作为万物之末梢的“身体”，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不仅强调应从整体上珍重、爱惜身体，亦彰显出“身体”和“天下”之间的隐秘联系。实际上，对待身体的这种欲遮还羞的态度，恰恰反映出道家内在的悖反性质：借助与身体的疏密关系，实现对居于无限时空的“道”的回归。

    老子对“修身”的强调，有自己独特的路径和目标。“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显然与孟子的“浩然之气”说有很大不同。而在此基础上，《道德经》又发掘出独特的由“身”及“天下”的世界性视角：“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在这里，所谓“以身观身”，指的是在观察人的时候，应取径于其修身方式而无须外求。与儒家相比，这种取向更凸显一种划定自我界限的思想姿态。而《齐物论》中，庄子借助对物我两忘之境的推崇，进一步将取消差异、超越是非的态度推到极致：“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通过“物化”方式实现的，不仅是身体的自然化，也是大千世界的生态之美。

    儒家着力塑造的，则是一个礼乐化的身体。孔子在思考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时，通常也是从身体出发的。所谓“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是以身体器官的状态来描述人生的进境；而“君子九思”中的“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论语·季氏》），同样是从身体器官的功能角度来衡量修养的功夫。可见，对修身养性的重视，凸显的不仅是身体的在场感，还是一种自我规训的努力。而孟子则从关怀天下的角度，进一步梳理出一个走向社会的阶梯：“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儒家视野下的身体还与诗学诠释直接相关。“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中的这则公案，选取“素以为绚”一句立说，强调人工的雕绘不及本色朴素之美，子夏由此展开联想，以为节文之礼仪亦后于本性之仁爱。正是子夏思想中的泛道德、泛伦理取向与乃师深相契合，遂被夫子引为同调。由此可见，“身体”在这里的角色，已成为一把衡量美丑的价值标尺，并与伟大的诗学传统发生内在关联。实际上，到了董仲舒时代，这种以身体为镜像的类比，更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试图就天地万物的拟人化作出充分的论证。

    显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身体已超越原始的儒道范畴，而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特色表达。《淮南子·精神训》中有过这样的类比：“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其思路就是以身体模拟世界。董仲舒将这种天人相符论推到极致，并尝试就自然的身体化作出哲学阐释：“天地之象，以要（腰）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在此基础上，有机的生命世界在身体镜像中凸显了审美性。

    中国古代文学书写中的身体，一方面呈现出坚实的肉体色彩，另一方面又是人自我认知的综合体。通过身体的整合功能，它启迪我们，那个鸢飞鱼跃、灵肉合一的审美世界，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就在你、我、他共在的生活世界里。只有借助自然和艺术的身体化实践，才能实现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探求与洞察。

    尽管主体性的在场是人的立足之本，即人不得不借助于视、听、嗅、味、触等五种感知能力接受与判断这个世界，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具备了“为天地立法”的合法性，人类也未必该以“万物之灵长”自居。事实上，伴随我们认知自然进程的，往往是对人类有限性与差异性的深入了解。只有在平等基础上，才能实现由“物之死寂”到“物之生命”的转化，才能真正触及“原天地之美”的高峰体验。而借助对身体的重视和还原，我们才有机会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恢复美学的感性学本义，并在无限的自我解放中体验人和世界的融合与共在。

    在现代性语境中，如何创造性转化古典中国的思想资源，一直是美学界的关切所在。借助对身体问题的考量，尤其是通过对身体器官及其他元素的还原，有助于我们完善对中国美学的再思考。实际上，在以农业文明为标志的中国社会里，人的农耕经验其实就是身体经验。这一经验的独特性引导中国人把顺应身体当作最高的生存智慧。这一点无论是在儒家的“比德”传统、道家的“畅神”态度，还是在禅宗的“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价值选择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向心力的核心范畴。如果说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可被描述为从物象、情象到意象、意境再到境界的嬗变过程的话，那么，由“身体”出发又回归“身体”，便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与英美实用主义所张扬的身体美学相比，这显然有其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其价值与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作者：王洪琛，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