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园之志”到田园文学

    张衡（78年—139年）的《归田赋》被当成第一篇写田园的作品来看待，但这里有个疑问：何以张衡之前三百来年的汉代文学竟丝毫不见田园文学的踪影，而张衡为什么就能写出《归田赋》来？问题可能就出在“归田”二字上。田园文学的产生，需要有田园（土地），有文学，有文学家（这些汉代都具备），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还缺少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对田园的兴趣，对田园的审美。只有对田园发生了兴趣，且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田园的时候，才会有田园文学的产生。

    考察张衡之前的汉代历史和文学，发现缺少的恰恰就是“归田”这最重要的一环。就耳目所及，在西汉前中期150余年间未出现过。由此可见，西汉前中期很少有人有归乡之兴或田园之志，至于田园的描写那就更看不到了。西汉后期逐渐发生了变化，但也不是太多，而且各人的情况也不尽同。较早的例子如杨恽，其约作于汉宣帝五凤四年《报孙会宗书》说：“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汉书·杨恽传》）书是杨恽被免为庶人回归乡里后所作，从书中愤激之语来看，并非从内心深处真正对田园发生了兴趣。

    贡禹和疏广是另外的情形。汉元帝初元二年，年八十一的贡禹（前127年—前44年）因为年老，上书乞归：“愿乞骸骨，及身生归乡里，死亡所恨。”（《汉书·贡禹传》）疏广遵循“知足不辱”的古训，“归老故乡，以寿命终”（《汉书·疏广传》）。另外还有刘向，汉元帝永光元年上书：“退就农亩，死无所恨。”（《汉书·楚元王传》）

    这几例的时间都非常接近，集中发生在公元前54年至前43年这十二三年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汉代人在现实中遭遇困境时，常常是回归于内心，借助于老庄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很少有实际行动上的出走。如贾谊，其《鵩鸟赋》《吊屈原赋》始终萦绕着死亡的影子，他想到的却只是如何去顺应死亡；如司马迁，悲士之不遇，却“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赋》）；如扬雄，看到历史上那些惊心动魄的悲剧后，采取的则是“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太玄赋》），最终仍是回归了内心。这一状况到了王莽和东汉初期，才有了明显的改变，逐渐走出内心，有时也走向田园，如龚胜、龚舍兄弟，如邴汉、薛方、崔篆、崔骃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原因比较复杂，王莽当政及篡位，西汉、东汉交替之际社会动荡，这些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那就是汉代的仕宦制度。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认为，西汉时，“朝臣去官，无论是致仕、免官皆住在长安不回原籍”，“西汉后期，大臣致仕归乡里的渐渐多起来”。“东汉的政策，和西汉相反，除外戚家族和特许者外，一般大臣去官就要回归乡里原籍，而且还不得私归京师。”何先生的说法未免绝对了些，西汉致仕或免官归乡的例子也可以找出一些来，但就整体情况而言，何先生的判断还是可以信从的。由此可见文人士大夫“归田之志”的兴起是如何不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衡的《归田赋》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是汉代比较早、比较明确地表达“归田之志”的，且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描述“田园”。这也为张衡之前（特别是汉代以来）何以没有田园文学产生的问题似乎找到了一些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始终不见有“归田之志”（“田园之志”）的兴起。尽管这不可能是原因的全部，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

    张衡创作《归田赋》的直接诱因可能和安平崔氏家族有关，但是《归田赋》的性质和精神却基因于汉代大赋。《归田赋》的开头讲归田的原因，可不必论；中间和后面两部分写的都是归田生活和归田之乐，约为三端：一是自然风物之乐，二是弋钓狩猎之乐，三是弹琴、读书和写作之乐。这都脱胎于汉代大赋。此三端中，自然风物是作为背景和陪衬出现的；狩猎垂钓是核心，这也是汉大赋中最典型的场景、最突出的意象；读书之乐则是从枚乘《七发》中的“要言妙道”衍生而来，经过后来辞赋家的不断明晰和深化，成为对抗盘游逸乐的制欲法宝、导引帝王入于正途的不二法门，这也是汉大赋讽谏之所在，是全文最后的升华，本质上反映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愿望。由此不难看出《归田赋》与汉大赋思路相同，结构相近，词汇和用语方式都极为相似。《归田赋》虽然已不再有汉大赋那般壮阔的场景和喧嚣的声势，显得幽静、从容而娴雅，但骨子里仍然潜存着汉大赋的精神和气质，灵魂深处仍然是汉大赋余音的回响。当张衡从政治中心的京都回到乡野田园时，在其笔下出现的竟然是汉大赋中常见的“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龙吟方泽，虎啸山丘”，这究竟是田园的真实一幕，还是汉大赋场景的潜意识移植？不仅如此，赋中所写时令，也并非止于真实的“仲春令月”，而应是错杂一年四季而言之，因为弋射是不可能发生在仲春的，《礼记·月令》于春季有明文禁止田猎，以为“鸟兽方孚乳，伤之逆天时”。赋中其实说得很明白，是“极盘游之至乐”。这绝对不是“归”的姿态，更不是陶渊明那种向往其中的拥抱，它根本上就是一场游乐，只不过是把帝王的苑囿置换成了乡野，更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乐而不淫”的游乐理想。这些，也许对理解《归田赋》的性质不无助益吧。

    《归田赋》虽以“田”命篇，以“归田”见意，文中却很少见到后世所谓“田园”的描写，但这又的的确确就是张衡眼中、心里、笔下的田园。其实在汉代其他艺术中，田园早已成为重要的题材或内容，特别是汉画像石、画像砖，涉及的田园和田园生活非常广泛，从农业作物、经济果木到劳作场景、家禽牲畜以及庖厨宴饮、屋舍田野等，弋射垂钓更是众多雕绘展示中非常常见的画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当时豪族地主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和《归田赋》所写不虚。

    为什么更具田园意味的物象、场景却没有进入《归田赋》的视野呢？如果我们承认前文所论《归田赋》的意象、构思及意识源于汉大赋，那就很容易理解真正的田园还不可能成为其游乐理想的一部分。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真正的田园审美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就不自觉地以前者替代了后者。汉代的大庄园经济形态阻碍了田园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也阻碍了真正的田园文学的产生。而庄园的功能，不仅有耕种、纺织、酿造、冶炼，还有小手工业和商贩，时局危急时甚至还可以“营堑自守”（如“坞壁”）。其功能之全，管理之严，都是此前所未睹。崔篆之子崔寔撰写的《四民月令》其实就是这种大庄园形式的真实描写。这种自给自足而又封闭的大庄园进一步加深了阶层的分化。崔瑗的父亲崔骃曾写过一篇《博徒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眼里的农夫是如何卑贱和微不足道，连“博徒”这样身份的人都可以对农夫肆意嘲笑，于是这些农夫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田园也自然不太可能获得士大夫们的青睐和好感。这使得自西汉后期就已经启动的归田之志，虽经张衡高调揭出，却始终不能诱发对田园的审美，一直到东汉后期的仲长统（179年—220年），仍然在做着大庄园主的梦，满眼都是物质的欲求，却看不到对田园兴起丝毫的审美观照。

    这也使张衡的《归田赋》与陶渊明的田园文学有了质的区别。无论在辞赋还是在诗里，陶渊明笔下都不会出现“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这样血淋淋的文字。在张衡的眼里，因为仍然延续着汉大赋的意识，鱼、鸟只是满足人口腹之欲的物；而在陶渊明眼里，鱼、鸟已与人融为一体，成为追求自由人格的隐喻和象征。毫无疑问，陶渊明的田园才是真正的田园，其笔下的田园文学才是真正的田园文学。从张衡到陶渊明，之间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不仅要翻过潘岳的《闲居赋》、石崇的《思归引》，更要翻过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那道意识上的鸿沟。

    （作者：王祥，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