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在基层 活力在基层

    【资政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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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对话”论坛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作者带来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鲜活实践样本：“三事分流”的重庆南岸探索、“开拓社区自治”的深圳之路、“激发社会活力”的中山经验、“社会公众参与”的杭州实践和“罗山市民会馆”的上海实验等，供专家们解剖麻雀。

    会上，专家学者们感叹：“基层的创新活力和潜力真是无限的，在书斋里想不到的一些模式，在基层实践中居然能做出来，理论家能够在实践成果中去发现与总结精髓点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社区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权责不清、沟通不畅是目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重庆市南岸区探索实施社区“三事分流”自治机制，将社区事务依据公共属性大小，“大事政府办，小事协商办，私事自己办”，厘清职责边界，培育整合社会组织，通过“三级议事会”和成立公益基金等发动、吸引群众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

    南岸区土庙子片区曾是有名的“脏乱差”社区，民众拆迁意愿强烈。然而从2003年起，连续11年4次动迁均以失败告终。2014年，街道按“三事分流”思路，提出自治式搬迁，政府给政策、给资金上限，把“搬不搬怎么搬”交给居民自己决策。最终，签约率达到了96%以上，拆迁过程中实现零上访。

    “三事分流的工作法厘清了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居民个人在社区治理中的身份和职责，提升了居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社区治理由政府独唱变成群众合唱。”南岸区民政局副局长贺俊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认为：“南岸区探索扩大了社区的参与主体，协调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由基层主体单边行动变成多边互动，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事分流做法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社区事务责任边界的划分。”重庆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菊表示，“以前基层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三事分流明确了边界和责任，避免了大家因为边界不清，做起事情既没效率又没质量。”

用商业方法解决治理问题

    看到在网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重庆南岸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也在淘宝网上开了一个“南湖微益坊”小店。在这里，市民能购买到社区居民制作的手工艺品，筹集的款项将全部注入社区公共基金。

    2016年3月，深圳市透明和谐社区促进中心（以下简称“深透社”）成立，宣告深圳首家职业化、专业化、透明化的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诞生。同时，深圳首套业委会规范运作全流程模板宣告出炉，包括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议事规则等业主自治“三大件”在内，各小区业主监督物业服务将有可行的全新标准。

    今年4月，“深透社”和深圳住建局共同开发了一个微信投票系统。“这个投票系统产生的原因，就是业委会在产生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质疑，导致谁也干不成事。”“深透社”总督导杨锋介绍，10月中旬，景蜜村业委会收到一份备案通知书，标志着首个通过微信投票选举成立的业委会正式获准成立。“‘深透社’设置专职化的工作团队，对接业主、物业、政府、社区商务等各方供需，共同建设透明和谐社区。”杨锋说。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认为，“深透社”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值得关注。“在城市里，很多新小区是治理空白带，居民户籍不在那，加之高度流动，政府只能管房子，没有很好的手段，‘深透社’的实践将打破这个困局。”

让社会力量有生长空间

    “学习法律知识，冲出‘法治迷宫’，我们是青少年学法、普法、用法的小天使！”在9月举办的广东省中山市第四届“博爱100”公益创投“最强公益”项目决赛上，一个寓教于乐的项目让孩子们乐此不疲。

    4年来，中山市“博爱100”公益创投“最强公益”项目评比活动，共吸收1143个社会组织和民间志愿者团队参与申报，征集了4989个公益项目和创意。

    “一改往常政府大包大揽的决策方式，中山实行简政模式，激发群众活力，让他们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中山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张育辉介绍，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坚持以社会善治为目标，优化了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中山市社会治理探索的‘全民’，更多的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作为结构性力量在社会治理中间的体现。”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认为，中山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全局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无独有偶，在上海，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部门”的协同合作，也正成为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例如，倡导新型社区公共服务理念的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从帮助万名贫困病残者提高劳动技能开始，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如今每年都服务200多万人次。

    “要实现全民共建共享，这就要求政府须舍得将治理权力与空间让渡给社会和公众。”参与论坛的专家们说，无论是中山还是上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政府能够在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为社会力量提供空间和资源，让其自己生长起来，“把政府的交给政府，社会的还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