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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8日 星期一

    社会治理:创新在基层 活力在基层

    作者:本报记者 罗旭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8日 11版)
    山东邹平县“爱心妈妈”组织11年间先后资助40余名贫困家庭的孩子,帮扶资金合计达20多万元。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资政建言】

     

        阅读提示

     

        11月18日,“社会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对话”论坛在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作者带来了社会治理创新的鲜活实践样本:“三事分流”的重庆南岸探索、“开拓社区自治”的深圳之路、“激发社会活力”的中山经验、“社会公众参与”的杭州实践和“罗山市民会馆”的上海实验等,供专家们解剖麻雀。

     

        会上,专家学者们感叹:“基层的创新活力和潜力真是无限的,在书斋里想不到的一些模式,在基层实践中居然能做出来,理论家能够在实践成果中去发现与总结精髓点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社区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权责不清、沟通不畅是目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重庆市南岸区探索实施社区“三事分流”自治机制,将社区事务依据公共属性大小,“大事政府办,小事协商办,私事自己办”,厘清职责边界,培育整合社会组织,通过“三级议事会”和成立公益基金等发动、吸引群众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

     

        南岸区土庙子片区曾是有名的“脏乱差”社区,民众拆迁意愿强烈。然而从2003年起,连续11年4次动迁均以失败告终。2014年,街道按“三事分流”思路,提出自治式搬迁,政府给政策、给资金上限,把“搬不搬怎么搬”交给居民自己决策。最终,签约率达到了96%以上,拆迁过程中实现零上访。

     

        “三事分流的工作法厘清了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居民个人在社区治理中的身份和职责,提升了居民的参与度和获得感,社区治理由政府独唱变成群众合唱。”南岸区民政局副局长贺俊说。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认为:“南岸区探索扩大了社区的参与主体,协调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由基层主体单边行动变成多边互动,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事分流做法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社区事务责任边界的划分。”重庆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菊表示,“以前基层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三事分流明确了边界和责任,避免了大家因为边界不清,做起事情既没效率又没质量。”

     

    用商业方法解决治理问题

     

        看到在网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重庆南岸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也在淘宝网上开了一个“南湖微益坊”小店。在这里,市民能购买到社区居民制作的手工艺品,筹集的款项将全部注入社区公共基金。

     

        2016年3月,深圳市透明和谐社区促进中心(以下简称“深透社”)成立,宣告深圳首家职业化、专业化、透明化的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诞生。同时,深圳首套业委会规范运作全流程模板宣告出炉,包括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管理规约、议事规则等业主自治“三大件”在内,各小区业主监督物业服务将有可行的全新标准。

     

        今年4月,“深透社”和深圳住建局共同开发了一个微信投票系统。“这个投票系统产生的原因,就是业委会在产生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质疑,导致谁也干不成事。”“深透社”总督导杨锋介绍,10月中旬,景蜜村业委会收到一份备案通知书,标志着首个通过微信投票选举成立的业委会正式获准成立。“‘深透社’设置专职化的工作团队,对接业主、物业、政府、社区商务等各方供需,共同建设透明和谐社区。”杨锋说。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认为,“深透社”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值得关注。“在城市里,很多新小区是治理空白带,居民户籍不在那,加之高度流动,政府只能管房子,没有很好的手段,‘深透社’的实践将打破这个困局。”

     

    让社会力量有生长空间

     

        “学习法律知识,冲出‘法治迷宫’,我们是青少年学法、普法、用法的小天使!”在9月举办的广东省中山市第四届“博爱100”公益创投“最强公益”项目决赛上,一个寓教于乐的项目让孩子们乐此不疲。

     

        4年来,中山市“博爱100”公益创投“最强公益”项目评比活动,共吸收1143个社会组织和民间志愿者团队参与申报,征集了4989个公益项目和创意。

     

        “一改往常政府大包大揽的决策方式,中山实行简政模式,激发群众活力,让他们深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中山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张育辉介绍,全民参与社会治理坚持以社会善治为目标,优化了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中山市社会治理探索的‘全民’,更多的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作为结构性力量在社会治理中间的体现。”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周红云认为,中山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全局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无独有偶,在上海,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三大部门”的协同合作,也正成为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例如,倡导新型社区公共服务理念的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从帮助万名贫困病残者提高劳动技能开始,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如今每年都服务200多万人次。

     

        “要实现全民共建共享,这就要求政府须舍得将治理权力与空间让渡给社会和公众。”参与论坛的专家们说,无论是中山还是上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政府能够在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为社会力量提供空间和资源,让其自己生长起来,“把政府的交给政府,社会的还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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