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学与书法的关系

    【文论之苑】

    《光明日报》2016年9月19日13版刊发了孙学峰先生的文章《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作者从文辞是书法的内容、书法的读者预设和书法的时代性等方面，阐述了书法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此我深表赞同。在书法传统中，书法与诗文本来就是一家，汉代扬雄的《法言》就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即把“言”与“书”并提。

    书法与诗文的创作过程往往是同时的。我们习惯了说“写”书法，也说“写”诗文，书写工具都是毛笔，记录诗文的过程就是书法的书写过程，这体现为书法和诗文的顺序性。书法的笔顺、字序不能颠倒，时间的前进与书写的过程相一致。对于书法来说，笔画书写的先后顺序就是笔顺。先落笔画为“因”，后落笔画为“果”，因果相连形成“势”。汉字笔画前后有序衔接，使孤立、静止的笔画，连缀成气脉贯通、生气勃勃的运动结构序列，在强弱快慢中构成情感的旋律，达到笔断势连的视觉效果，产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审美感受。书法的单向性和不可逆性表现为书法作品的一次性挥写，不能描补，并能通过保存下来的墨迹追溯创作过程。

    书法与诗文运用统一的思维和情感。很多书法名篇都是书写的草稿，心中吞吐珠玉，笔下挥墨成文。颜真卿书《祭侄文稿》，国恨家仇郁结于胸，一注笔端，写至最后已无意点画，满腔愤懑倾泻而下。文辞沉郁痛切，书法润后复枯，这正是作者的情感达于文辞同时形成于笔墨的结果。而《兰亭序》则是作者信笔拈来，盎然之意形成了流转丰美的文辞表达，书法也形成一种灵动晓畅、节奏鲜明的特色。情势之不同，影响着文辞的表达，同时也影响了用笔的力量与笔势，这赋予书法以生命的气息，形成了各异的书法风格。

    书法创作论对于“无意而为”的书写方式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反对理性化的刻意安排。唐张怀瓘的“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北宋米芾的“随意落笔，皆得自然”，都是注重书法的自然之趣，意会神通。而颠张狂素迷狂般的创作方式更受到人们的推崇，这种推崇固然有对张扬个性的追求，其实更有对任笔挥洒和“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写方式的肯定。书法时间性、过程性的书写决定了书法作品的空间形式，而非事先设计出空间模式再随着时间的流动去完成它、修改它。因此，“不可复得”的书法乃是佳作，这种审美价值论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提出的。

    书法与诗文的欣赏过程也是同时的。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远观其势，近读其文，再细赏其笔墨。未有将粗陋、不当之语悬挂厅堂之人。美文佳字，相得益彰，含英咀华之间，妙会笔墨之趣，向来是欣赏书法作品之习惯。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其文辞之美与书法之美使读者在文字之形与文字之音义方面，全方位地受到了感染。

    书法与诗文的批评方式也是相通的。无论是意象、性情，还是风骨、品藻，都互文互通，相互影响。如“风骨”，是一种俊朗超拔的生命气象，最早用于品评人物。南朝齐梁间，“风骨”从对人的品格评价转向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判断。刘勰将“风骨”用于文学批评，并且专门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一篇，在实质意义上将“风骨”推向了一种中国美学核心范畴的队列。他说：“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他说文章意气骏爽则含风，结言端直则成骨。人们对于文学批评中“风骨”的解释不一而足，而大多数人认为“风”关乎文意，“骨”关乎文辞。几乎在同时，“风骨”也运用于书法批评之中。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云：“郗超草书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王僧虔极重笔力，尝云：“亡从祖中书令氓，笔力过于子敬。”又云：“张芝、索靖、韦涎、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梁武帝萧衍评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书法批评认为，多“骨”者“善笔力”，是为“筋书”；多肉者乏力，是为“墨猪”。“风骨”成为书法批评与文学批评共通的一种批评范畴，而且在评价时可以互相借用，如以“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评价诗文，或以“意气骏爽则含风”来评价书法，也毫无违和感。

    把书法与诗文结合起来观照，才更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惯。正如欧阳中石先生所说：“书法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书写只是其中表现的一个方面。行文是为了载道，电脑、碑刻也都可以载道，为什么还要书法？因为书法能使‘文以载道’的‘文’焕发出更好的光彩，书法还应追随时代，为时代服务，做到‘切时如需’。”所谓“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就是要抛弃空洞浮华，继承中国文化的精神，用美的形式，弘扬正气，陶冶情操，美化心灵。

    （石彧，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