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文事聚焦】

    隐隐地觉得有一股“汪曾祺热”在悄然形成。人们在不同的场合谈论汪曾祺，出版界仿佛约好似的，纷纷出版他的作品。今年称得上是汪曾祺出版大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小说全编》，广陵书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回望汪曾祺”系列丛书，作家出版社、现代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纷纷推出了他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著作和研究专著，就有五十种以上，颇为可观。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版热往往与一些时间节点和事件有关，比如作家获得大奖，或者去世，或者百岁诞辰纪念，或者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热播。对于汪曾祺来说，今年并没有太多的由头来“炒作”，这些集子，大多是图书公司策划运营的，并不属于“文化工程”建设的范畴，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民间”自发、不由自主地酿成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汪曾祺热”。

    汪曾祺的作品总量并不庞大，总数量也就200多万字。如果出书，就十本左右。今年新推出的这些作品除了《汪曾祺小说全编》里增加几篇佚作外，都算不上新作，其他的出版都是单篇不停地重新组合，就像从A、B、C到B、C、A再到C、A、B……其实也是一种重复出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市场需求在主导——对于汪曾祺的作品，读者要读，喜欢读；第二个就是中国图书发行分布不均匀，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发行区域，这个区域覆盖了，另外一些区域没有覆盖，不影响各自的图书市场。其实汪曾祺热也非今年开始，他的“人间送小温”理念让他的作品也一直温热着，有点经久不衰。

一个讲好了中国故事的作家

    现在呼吁作家要写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精神，要有中国叙事，但什么是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汪曾祺之所以让广大读者喜爱，是因为他契合了我们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也就是上上下下都希望有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的作家。以前汪曾祺的作品也受到欢迎，但更多的时候他是被当作“风格”作家看待的，他的意义和价值处于半遮蔽的状态，评论界往往从艺术、技术的层面去认可他，他的价值没有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这样高的层面结合起来，没有发现他的作品包裹的是一颗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心。

    这颗文化的心，首先在于汪曾祺朴素而真诚的文学理念。汪曾祺说过：“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他在给刘锡诚的信中写道：“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这是他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即对世道、对人心要有益。他的性格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强势，强调引导、引领社会风气，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对文化发展是有益的，这样就会传播一种正能量。

    有益世道人心对于文学发展本是基础性要求，但当今文学市场上，有些作品与这个要求存在不小的距离，尤其是网络上的一些作品，对世道人心没有积极的影响，过于八卦、娱乐化，写的情感、情绪不太健康，目的就是纯粹的吐槽、猎奇，只为感官刺激，缺少中国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的笼罩。

    汪曾祺的个人经历潮起潮落，但他在作品里始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低谷，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的感慨，成为他相信人可能“欢悦的活着”的根源。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他的作品从小处着手，从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找出诗意和美感。汪曾祺在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一个挑粪桶的工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寻找生活美感的人。美是无处不在的。汪曾祺善于捕捉到这样的细节。所以，有人称他为“美的侦探”，一个孜孜不倦地探寻美的老福尔摩斯。

    汪曾祺的作品里具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让人读了心软。他讲的都是些普通人的故事，都是些世相百态，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都是身边的故旧亲朋，环视一圈，都很眼熟。《受戒》里面的小英子、小和尚以及他们身边的大和尚，都是接地气的普通人。《岁寒三友》中县城的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他都写得非常接地气，都是民间生活里很生动、可爱的人物。汪曾祺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当然也写普通人的悲悯。他写北京的市民生活的《安乐居》，几乎就是当时他自己生活现实的一个植入，几个整天泡在“安乐居”里的酒友，每天都喝一毛三分钱的酒，吃三四毛钱的兔头。然而，不管是看大门的老吕、扛包的老王、传电话的老聂、说话挺“绝”的上海老头，还是风度翩翩的画家、怕媳妇的瘸子、卖白薯的大爷，这些生活在民间底层的人，都把日常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写中国人的生活、情感、经验，还要运用中国叙事精神。汪曾祺反复讲“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为什么要用“回到”这个词呢？现在仔细想想，其实是有深刻含义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受到境外各种各样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有益于打开思路、扩展思维、开阔视野。但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总是通过翻译体来讲述。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精神和叙事方法，不能简单地废弃。这些年出现的向西方小说看齐的作品，其实都是对西方小说的一种借鉴和模仿。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作家基本上都不懂英文、拉丁文、法文，他们对西方小说主要是借助于翻译家的文体来学习，总体上缺少中国精神，缺少汉语的精华。

    汪曾祺生前为之焦虑，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之间是相当隔膜的”，要“打通”，他在《西窗雨》中说：“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又坦言“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因为“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他写的小说、散文传递都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的都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气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对汪曾祺的“中国特色”赞不绝口：“汪曾祺淹通古今，知悉中外，出而能入，往而能返，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里，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用真正的汉语，写出了表现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气质的作品，形成了具有中国格调的成熟的文学风格和写作模式。”

    汪曾祺反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文学的根就是语言，再好的小说故事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按照汪曾祺的话说，语言不仅是形式，更是内涵。汪曾祺把语言视为作品的一个有机体，把中华文化的文字美、汉语美通过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出来。他在谈语言问题时，提出了更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劝告青年作者，趁年轻多背几篇古文，多背几首诗词，熟读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这自然是肺腑之言，也是甘苦之言。汪曾祺受到读者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语言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学特色，尤其是把现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成功地嫁接，韵味婉转而不落俗套。因为纯用口语没有韵味，用文言写作难免冬烘气，汪曾祺扬长避短，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是领风气之先，但由于深得中国文化的底蕴，充分表现了汉语自身的优美，又和当代生活密切联系，经久愈醇，厚重耐读。

    汪曾祺在当下能够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是得人心、益世道、传精神的。用收藏界的一句俗语来形容，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有“包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淘洗打磨，他的作品越来越有“包浆”感和“包浆”味，可以反复品读、反复欣赏、反复把玩。

    （王干，作者系《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