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在当前的美学研究中，对地方性、民族性审美文化的研究，属学科前沿问题。蒙古族艺术资源丰富，审美文化发达，但是长期以来，对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美学思想的研究却很薄弱，导致富有情感和精神深度的蒙古族美学精神无法以理论形态很好呈现，许多潜在的生态文明理念及其价值没有被挖掘和激活。

    从文化根性上讲，蒙古族传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其审美文化孕育于整体的生态文化圈之中，与其文化生态圈具有“同构性”。蒙古族审美文化以对自然的观察和对生命的感受与歌颂为起点，逐渐繁育出丰富的蒙古族审美文化。在蒙古族审美文化中，一些仪式、民俗事象，造型、色彩、图案纹饰等审美符号，往往隐喻着“生态”内涵，一个事物之所以“美”，主要是源于对象的生态功能。例如，常见于蒙古袍、腰带、帽子、靴子等服饰上的图腾、图案以及各种象征符号、纹饰等，都并非某种单纯的形式美，而是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他们对自然与生命的认知与敬畏积淀为观念，由观念积淀为形式的结果，是在抽象形式中积淀着的蒙古族的生态伦理。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符合生态观念的，便是“美的”，这是蒙古族审美意识建立的基础。美学自康德以后，美与形式之间便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关系，20世纪后，形式主义美学成为美学话语的主流。但在蒙古族的审美文化中，“美的”规定性不是形式的，而是生态的，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它的生态特性，这是它不同于西方美学传统，也与汉族传统的审美经验和特性有所不同的地方。在经典的美学话语体系下，“美”的规定性往往都有一个复杂隐秘的文化积淀过程，且与权力和特定阶层的趣味关系更密切一些。但在蒙古族的审美文化中，“美”的规定性与“生态”的关系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关系。蒙古族审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曾经深受权力、特定阶层的趣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其文化根性依然是生态性，其根脉深植于蒙古族原初纯朴的生态意识和观念中。

    蒙古族审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曾经深受萨满教影响。萨满教是在蒙古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生存实践中产生的带有直观性、混沌性、类比性等特征的原始宗教体系。萨满宗教仪式对蒙古族审美文化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巫术仪式与艺术起源的角度考证，萨满文化孕育了蒙古族早期的一些艺术形式，使蒙古族人在其生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朦胧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变得更具有神圣性和仪式感，审美意识得到符号和仪式的固化。当然，这里有一个复杂长期的积淀过程，对这一复杂的积淀转化过程，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艺术人类学考察，对一些祭祀仪式、图腾符号、造型艺术等审美事象、审美符号中所隐喻的生态向性、生态内涵进行发掘和阐释，连接起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图谱。

    在以往的蒙古族美学研究中，曾有学者以“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来表述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特征，事实上，这尚不足以精准地描述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特点和结构，因为这句话同样也可以描述汉民族道家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审美文化。蒙古族的审美文化建基于其从人、自然、宇宙的视角看待问题，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以及日积月累形成的万物有灵、浑然一体的生命观，即“天、地、生、人”是“共生”的。“共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构成蒙古族生态审美文化的核心范畴。如《蒙古族祭灶词》中有“上有腾格里之熳火，下有额托格地母之热力，以精铁为父，以榆林草木为母”的说法。因各生命体之间是“共生”的，所以彼此可以关联类比。藉此，我们可以找寻到蒙古族审美文化发展的痕迹和脉络。蒙古族的审美文化遵循着“共生”这一基本的生态伦理法则，据此生成了蒙古族统一于自身的生态审美理念、范畴和范式。

    因为彼此“共生”，所以蒙古族审美文化中的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往往构成一种强烈深沉的情感关系，这种介入式情感关系建立在各个生命体之间彼此“共生”的深沉情感之上，因此其审美情感往往有着汉民族审美文化所没有的深沉、苍凉、孤独、悲情的浪漫精神。

    蒙古族的生态审美文化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和生态美学价值。近些年，生态问题和生态文明问题受到蒙古学各相关学科的普遍关注。在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深入挖掘和阐释蒙古族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文化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语境下，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但整体研究还尚未展开，基于生态视角的蒙古族美学研究，将能使目前以文艺美学为主要范式的蒙古族审美文化研究获得理论上的拓展和突破，使蒙古族更为完整地建立起具有自己文化根性的审美价值体系，有利于蒙古族审美文化以自己淳朴、深邃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在全球化视野下获得“存在”，进而积极参与美学价值体系的建设。对蒙古族这一具有特定区域和族群特性的生态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也可为我国本土化美学的构建提供多样化基础，使我国美学学科体系更全面地呈现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丰富性。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