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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0日 星期六

    傅庚辰:谱写时代的旋律

    作者:博林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0日 09版)
    傅庚辰在第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开幕式现场。 资料图片

        【我眼中的名人】

     

        7月初的哈尔滨,天高云淡。在党的生日那天,傅庚辰回到了他的故乡东北。当天晚上,一场为纪念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音乐会在哈尔滨举办。而傅庚辰就坐在观众席上,回望自己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作品。

     

        当岁月的旋律流淌而过,安详、静谧伴着心绪起伏荡漾在乐池。一时间,他百感交集——多年以前,正是从这“祖国最东方”的故乡出发,傅庚辰踏上了他一生风雨无阻的音乐征程。

     

        1948年,不满十三岁的傅庚辰考上了列入军队编制的东北音乐工作团,一头扎进了艺术的领地。在文工团,在艺术剧院,他拉过小提琴,搞过创作;抗美援朝战事正酣,他奔赴前线去慰问过志愿军战士;为进一步深造,他先后在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学习,弦歌不辍。

     

        异乎寻常的音乐天赋,让傅庚辰很早就崭露头角。入伍第一年,他就谱写了自己的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秧歌舞曲》。在志愿军文工团期间,他为大型歌舞剧《志愿军战歌》序幕诗谱曲,诗作者则是郭沫若。而首演之时,郭老更走上舞台,伴着曲子高声朗诵这首诗作。

     

        “当时我就在现场,作为一个新人,能为那么有名的大作家谱曲,心里非常兴奋。”直到现在,他对那晚的情景都记忆犹新。

     

        不过,傅庚辰真正为人所熟知,是从1961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后。从那时起,他才真正操刀自己心仪已久的电影音乐。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1974年,由傅庚辰担纲电影音乐作曲的《闪闪的红星》横空出世,成为那个样板戏横行年代中的一抹亮色。影片中的诸多歌曲,如《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更成为至今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

     

        在《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唱者李双江眼中,傅庚辰既是良师益友,也是一位亲近的老大哥。“46年前,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刚拿到曲子时,发现是一首儿歌。他告诉我,不要小看儿歌,真要唱好不容易,得调动一切手段、一切办法去了解歌中人物的情感。”

     

        李双江回忆说,那时33岁的他,为进入11岁的潘冬子的内心还颇费了一番功夫。于是傅庚辰就陪着他,让他反复咀嚼、试唱,“大概唱了有一百遍”,才真正“唱到骨头里去”。在李双江看来,傅庚辰习惯“帮人帮心,浇花浇根”,两人合作过11部电影和数十首曲子,这一点始终如一。

     

        二十多年的“八一”岁月,傅庚辰在电影音乐创作的成就更甚于此。《雷锋》《地道战》《挺进中原》《风雨下钟山》……这些耳熟能详的电影名字,无一不和傅庚辰的音乐关联在一起。在八一厂期间,他写出了数十部影视音乐和数百首歌曲,或悠长隽永,或慷慨激昂,也成为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最铿锵的音符。

     

        盛名在外,傅庚辰受到的关注也多了起来。1983年,一道调令把从未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的他调入总政歌舞团。六年之后,又是一道调令,让他担任起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此后,随着职务头衔愈加地多,他也愈加地忙,静下来创作的时间反而少了。他常常自嘲说,自己从“专业作曲”成了“业余作曲”。

     

        只是,无论业务多忙,傅庚辰都从未放弃音乐创作。更加宽广的视野,反而让他从另一个侧面意识到了艺术的不朽魅力。

     

        晚年的傅庚辰,在坚持创作的同时,也从“术”入于“道”,提出了闻名业界的“三化”,即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化,音乐结构科学化。但他的目光却绝不凌空蹈虚,而是始终放在人民的心坎上。“艺术的最高境界,始终是让人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继而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话语间,他微微一笑,温和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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