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消费观

    【声音】

    《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也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节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这个话题也是当下中国代际冲突的一个主要方面。年轻人希望尽情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愉悦，老辈人则看不过去，总是叨叨应该少花钱、多节约。双方之间的这个结不易解。假如两辈人希望尽可能求得共识，在观念上达成和解，那么，我们也许应该立足于公论，再向前追问一步：节俭作为一种美德具有什么样的特别属性？它的重要性是否因时因人而异？两代人之争，症结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明确一点：节俭是美德，不过，它是安身立命的一种辅助性美德，并不是基础性美德。儒家把做人的基本伦理准则称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倡以温、良、恭、俭、让的方式与人相处、待人接物。就是说，五常是自我修养的绝对要求，其他是相对要求。节俭、俭朴作为生活方式上的优点，能帮助一个人养成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生活习惯，为他塑造低调、踏实的外在形象，使他更易获得外部环境的认可，人生道路更通达。但它并不构成对一个人品质的根本性判断。

    与此相似，西方基督教倡导七德，包括古希腊哲学提出的四种基本美德——审慎、刚毅、节制、公正，神学三美德——信、望、爱，节俭也并不在其列。七德当中，离节俭最近的美德是审慎和节制。从逻辑上看，节俭作为人对物质消费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态度，脱胎于审慎和节制这两个品质母体。只不过节俭的对象总是金钱和物质享受，其伦理意味和价值分量到底与精神上的自律还是有所不同。中西道德哲学在节俭议题上的慎言，体现的是一种辩证的智慧：节俭作为理财的态度，归根结底涉及的是利不是义，过于珍视财物似乎又容易将人们引入歧路，重利轻义，所以，相应的，中西都有“金钱乃身外之物”的说法与之制衡，以达到纠偏的效果。

    节俭作为一种美德是辅助性的、相对的，这意味着，其一，恣意挥霍是错误，克己过度也不好；其二，节俭与别的更重要的美德搭配共存方显其善，否则，空有节俭，全无其他品德修养，它也就失去了价值。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说明。《威尼斯商人》的正方主人公巴萨尼奥是个家道中落的贵族青年，但他穷困也不改骄奢习气，本剧中心冲突正是由他需要借贷3000金币装点门面以便向名门之女鲍西娅求婚引起的。而反派主角夏洛克则正相反，是个把钱财当命根子珍惜的放贷商，节俭是夏洛克经营生意、张罗生活的座右铭。有人做过统计，“节俭”一词在全剧台词中共出现过7次，5次出自夏洛克之口。因此，《威尼斯商人》的剧情框架，构建在经济观念位于两个极端的人物身上：一个是不知节俭为何物的纨绔子弟，一个是除了节俭别无良德的犹太商人。从剧本本身看，莎士比亚的同情寄托在前者身上，不仅帮巴萨尼奥完美解决了“一磅肉”争端，将舍命担保借贷的好友安东尼奥毫发无损地还给他，而且成全了他的爱情，给了他一个完美结局。这个安排在莎士比亚时代没有引发争议，却为后人演绎这个故事留下了难题。贵族老爷理财无能、找朋友借钱度日还大手大脚、永远有借无还，这在16世纪英国观众眼里或不足为怪、无损他作为正面男主角的高贵和魅力，但后世观众以己度人，不能不有几分保留。最关键的，安东尼奥是个靠理性计算和契约精神谋生的正派商人，巴萨尼奥挥霍无度、个人资信无可救药，前者作为朋友为何听之任之，最后差点把命搭上还无怨无悔？安东尼奥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为解决这个合理性问题，后世的莎剧编导也是绞尽脑汁：或者刻意强调以夏洛克为代表的犹太放贷商的邪恶以反衬巴萨尼奥的放纵奢靡不过是小节；或者如阿尔·帕西诺和杰里米·艾恩斯主演的电影《威尼斯商人》那样，假定安东尼奥对巴萨尼奥怀有某种狂热但口不能言的感情，情感蒙蔽了他的理智。

    《威尼斯商人》的金钱观，前人后人对其接受态度如此不同，足以证明：节俭作为一种美德的价值，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在中世纪封建时代、等级社会，节俭对于平民阶层是关乎生存和尊严的重要美德，对于统治者和权贵阶层则无足轻重。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同理。人们自古赞扬颜回安贫乐道，但并不参照同样标准评价贵族和士大夫，战国四公子便是以慷慨施财、广纳贤士留名史册。读《红楼梦》，人们敬重刘姥姥勤俭持家、知恩图报，也津津乐道贾府接待刘姥姥的讲究、体面和不惜耗费。究其因由，古时礼制为本，俭不可伤礼；如果俭与礼相冲突，那么俭的原则让位于礼。

    在西方，节俭成为全社会生活实践的主流价值，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要归因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节制物欲，钱才能转化为资本；反过来，投入可持续，工业生产和销售可扩大发展，才能保障更大利润的回报。在资本主义时代，节俭不仅成就小富，也可使小富成为大富，使创业者成就大业。一句话，勤俭是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所仰赖的品质之一。

    在我国，农业社会绵延数千年，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年代漫长，家当殷实、有条件在节俭和不节俭之间做出自由选择的人历来只占极少数。节俭是人们度过艰难岁月的经济策略，是世代相传的生存法宝。因此，节俭两个字是伴随着特定的民族记忆被深深刻写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当中的，它作为美德被神圣化也在所难免。

    物质丰富、告别饥馑，对于中国而言是很晚近才实现的经济成就。对许多人来说，节俭作为一种生存技能，其重要性虽已消退，但与匮乏相关的创伤性记忆仍然无法抹去，他们对朴素、简陋甚至低质量的物质生活保持着坚忍和耐受的习惯。前后两代人的记忆之别和物质经验之别是双方经济观念分歧之源：年轻一代经济收入起点高，故而安全感高于前辈；他们的舒适阈值高，故而消费上少克己，他们对待能力范围内的消费不焦虑、不自责，因此，在他们眼里，老一辈投射在节俭上的神圣光环烟消云散；节俭虽是美德，但他们相信合理消费和合理投资理财是更有效的财务管理手段，他们在这方面也更拿手。

    节俭的目的是更长远地安排生活，是兼顾一时和长期的生活质量，是使日子安稳、幸福长久，并不是忍受不便和痛苦本身。如果两代人对此没有异议，他们的消费观念之争就有和解的希望。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刻薄的话：“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都会死。”这是因为他自己提出的“节约悖论”是反对节约的。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显然不能拿凯恩斯的理论指导生活，不能不管明天。在今天和未来之间，中庸之道总是明智的：俭而有度，合理消费。（萧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