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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整理】

    历经二十四年，由马积高先生任主编，叶幼明、黄瑞云先生任副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终于问世。这套“总汇”收录先秦至清末7391位作者的辞赋30789篇，是迄今为止对赋体文学文献最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堪称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一项重大基础工程。

    赋在体制上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是继“诗三百”之后首先繁衍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从战国到两汉五百年间，它是当时的代表性文体之一；在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里，它仍属主要文体。此后随着其他文体的相继诞生和进一步发展，赋在中国古代文学大家族中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但一直繁衍不息。它本身也先后演化出骚赋、大赋、抒情小赋、骈赋、文赋、律赋、俗赋等多种类型。从文学体裁的发展来看，赋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母体之一，是一种古雅高贵的“上位”文体。

    赋与诗歌、古文、骈文、八股文、说唱、戏曲、小说等文体相互渗透，对它们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古代文人往往把赋当成充分展现自己文学才能的文体，优秀文学家都要一试身手，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也不例外。古人编文集一般都将赋放在最前面，著名文学作品总集《昭明文选》，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赋；从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中许多传统题材、主题，如山水、行旅、田园隐居、游记、宫怨、宫殿楼阁等，都是率先在辞赋中发展起来，然后再蔓延到其他文学体裁中去的。

    最初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物制度、生活习俗等作综合性描述的也是赋，因此历代赋作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总之，赋是中国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重要文体，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以为，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应该达到全、准、清、雅四项标准。

    所谓“全”，就是要把相关文献尽量收集齐备。自汉朝以来，历代都有对赋体文学作品的汇集编辑，其中规模较大的当属清代康熙年间陈元龙所编《历代赋汇》和光绪年间鸿宝斋主人所编《赋海大观》，前者收先秦至明代赋作4161篇，后者收先秦到清代赋12265篇。《历代辞赋总汇》所收是前者的七倍，后者的两倍半，自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古代赋体文学作品第一次得到完整系统的整理。

    所谓“准”，是指要选择好的底本和校本，进行认真仔细的校勘，使文本准确可靠。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所收作品例不注明出处，除少数篇章外，亦不注明异文；有些显系伪作，有些作品真伪有待考辨而不注明；有些缺作者名，有些缺朝代名；有些作品一篇被分成两篇。《赋海大观》是书商出于牟利目的组织民间文人所为，问题更多，如分类不当、次序错乱、篇目缺漏等等。《历代辞赋总汇》所收作品则选择较为精善版本为底本，均注明出处，精心校勘并出校勘记，对许多作品的真伪、作者、朝代进行考订并予注明，为七千多位作者撰写了小传并注明资料来源，体现了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赋家为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往往使用大量生僻字、异体字，《历代辞赋总汇》在录入排版方面曾遇到极大困难，印刷普通书籍只要有3000字左右的常用字库就够了，而《历代辞赋总汇》的字库，除了常用的几千字，还有7万个不常用的。另外，依照原版，排版造字2万多个，才大体应对了赋作中千姿百态的汉字。

    所谓“清”，是指体例合理，条理清晰。由于在体制上“赋兼众体”，赋与多种文体存在交叉，确立收录标准就成为编纂《历代辞赋总汇》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如只收以“赋”名篇的作品，就不能反映赋体文学的实际面貌；如将与赋交叉的各种文体的作品都收进来，则将造成边界不清，且过于汗漫。《历代辞赋总汇》不简单地以是否以“赋”名篇作为收录的标准，而是将虽不以“赋”名篇，但在精神实质和表现方式上属于“赋”的作品也收进来，而有些与赋存在某种关联但本质上有所区别的文体，如哀祭文等则不予收录。为了既坚持编纂者的学术观念，又涵容学术争论，同时也为了揭示赋体文学的源流正变，该书采用分内、外编的方式：汉以后作品，凡标明为“赋”或“辞”（不包括哀辞）者，和只标题意的骚体、七体、九体均收入“内编”，以“对问、文、颂、传、论、说、移文、歌吟、谣、操”等名篇而写法实际上类赋者则收入“外编”，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合理妥善的处理办法。

    所谓“雅”，是指书的装帧设计要典雅。对古籍整理著作来说，一般应该追求典雅厚重。整理“赋”这种本身典雅高贵文体的大型文学总集，则尤其应该如此。

    这部凝聚着众多编纂者和出版人心血的大书问世，是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编纂者们的崇高精神和不懈努力亦令人钦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