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须向低碳转型

    时间过得真快，倏忽间距离去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快半年了。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节点，峰会当时备受瞩目和期待。

    在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演讲，表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负责任的大国。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低碳和绿色转型是促进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可以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需求，与中国的国际责任相吻合。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外两个大局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

    彼时，在中国和国际能源署（IEA）合办的关于能源转型的论坛上，我介绍了中国能源的低碳转型并分析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国内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我们近年的发展成就很大但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迫切需要向低碳转型，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一再强调的。”

    大致来说，发达国家的能源—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类，美国和加拿大代表的是一类，欧洲和日本代表的是另一类。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均能耗和碳排放都达到了峰值，但这两类发达国家的人均能耗和碳排放却相差不止一倍，美国、加拿大是典型的高碳高耗能，而欧洲和日本则相对低碳些。

    这说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高碳不是必由之路——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对中国很有参考价值。虽然目前我们的人均GDP和排放水平相比这两类国家都低，但如果任由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趋势走下去，未来我们的人均排放不仅会比欧洲高，还可能比美国高。这种发展不可持续，一定要转型。

    中国这些年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和发展速度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尽管能源消费的总量很大，风能、太阳能仅占全部电能的2%，核能也仅占2.2%，但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增量国际占比高，国际上非常认可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十三五”时期是低碳、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必须把握时机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大事。

    一是改革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要使经济在环境容量下发展，扭转粗放比拼GDP的冲动，做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顶层设计，使经济回归客观的“潜在增长率”。换句话说，我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在守护环境底线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发展过程。

    二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传统产业需要升级，由房地产拉动的高耗能产业已饱和，去产能的实质就是去除粗放发展的后遗症，诸如智能制造、环保产业、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创新驱动新兴产业和新型服务业要跟上。

    三是推进能源革命。近期要做的就是大力节能提效，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低碳能源发展。鉴于煤炭总消耗在2020年前见顶，可考虑较高比例地实现直燃散烧煤的替代；空气质量方面，实现五年有明显进步，十年有治本效果。

    四是将低碳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考核指标。遵循“环境优先”原则，推动农村能源形态的进步；设计和推进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的发展，使城乡固废资源化利用形成产业。

    五是进一步深化和推广低碳试点。从基层夯实低碳发展的社会基础，提倡和引导低碳的生活方式。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2017年建立全国的碳交易体系，逐步形成产品的低碳标准体系，以经济、金融手段推进制度化的低碳发展。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本报记者金振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