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所大学和一个时代

    颐和园路5号，阳光洒向北大西校门的灰瓦屋檐，厚重的朱门上，跳跃着阳光清脆温暖的乐句，风迎面而来，带着朝阳的气息。一路上大树的枝丫向湛蓝的天空伸展着丰富的线条。走过拱形优雅的校友桥，我想起了卞之琳的名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那一代人的命运深深地编织进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情节中，他们面临着选择，中与西，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个人与民族，启蒙与救亡。

    走过北大办公楼，我走向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路，感觉自己穿过历史的峰峦和烟云，不断地走近他。沉静，岁月淘洗后的沉静，坚实，历史大潮冲刷后的坚实，蔡元培先生的塑像近在眼前，朴实而坚毅。鲜花，一支支，一束束，围绕着他的塑像，进行着不会被时空阻隔的对话。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2月的夜，漫长而黑暗，12月的风，凛冽而刺骨，漫漫的长夜，北风呼啸，滴水成冰。蔡先生凝视着窗上的冰花，心中构思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春天。

    1917年1月，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他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蔡先生的话语掷地有声，犹如冬日的阳光，从窗外透射进来，温暖着寒冷的空气，一颗颗年轻的心开始了对春天的憧憬。

    这个春天注定有许多事情要发生。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接着，陆续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丁西林、马寅初、周作人、陶孟和等到校任教，北大开启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蔡先生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凌厉的北风变得平和了，桃枝上冒出了一个个结实的花苞，阳光洒下来，跳跃在来来往往年轻人的身影上。

    1918年，红楼竣工了，矗立在东城区沙滩北街，在那个年代的光影中特别引人注目。从此，这里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人文舞台。

    每周五下午，鲁迅先生的脚步声会在红楼中响起，他讲课生动幽默，引人入胜，他的课堂是那个时代青年心中最酷炫的记忆。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梁漱溟先生同时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边是留美的洋博士讲中国哲学，一边是布衣长衫的土学者讲东西方文化。胡适与钱穆有关老子问题意见相左——钱穆是经胡适、顾颉刚提携进北大的，但这不妨碍他们各持己见，相互论辩，可见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先生讲授的课程是“美学”。有位学生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得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1920年，李大钊开设“唯物史观”课程，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大学教程。钱玄同等提出的《新式标点符号修正案》在全国颁布执行。1924年，刘半农发表《四声实验录》。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创建地质力学理论。顾颉刚等编《古史辨》，创“古史辨派”。1930年，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在美学界形成重要流派……

    初秋的凉风吹动着莘莘学子的衣袂，又是一个新的学年，红楼前前后后，又都是来来往往的师生，蔡先生站在红楼的窗前，望着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心中有一丝欣慰。他提出用才宗旨：见解主张可以不相同，学术论点可以不相同，但学问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严谨。他以思想自由的原则、兼容并包的理念，凝聚了一支以思想和学术、以人格和胸襟、以行动和生命引领学生改变中国的教师队伍。梁漱溟先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校长：“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样的评价蔡元培先生当之无愧。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塑像周围还是满满的鲜花就是明证。

    夕阳下，我离开他的塑像，沿着临湖路，往北大档案馆方向走去，眼前的天幕让我惊叹，我没有想到落日是如此有力，如此嫣红，又如此沉静，如此端庄，橙色的光芒晕染着西边的天空，一点点变淡，一点点变柔，远处的树木，伸展着枝丫，高大苍劲的身姿依偎在晚霞的柔光里……一缕缕春风吹拂着我的身心，现在是2016年，我想象着1916年的12月，阵阵北风吹起他的衣襟，风起云涌，沧桑巨变，一百年过去了，他的思想和理念，他的选择和实践凝成了北大的精神和风骨，汇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资源。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供职于某文学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