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造与“工匠精神”

    今年两会刚过，“工匠精神”一词便火遍了神州大地。前有产业界内部的一脉相承，后有政府工作报告的发力助推，“工匠精神”也在上下齐声的热捧中一跃成为2016年的“十大新词”之一。作为国内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工匠精神”呼应着时下口号响亮的“供给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经济热词，更从企业家的口头一路延伸到文化家的笔下。而究其渊源，“工匠精神”也颇有来历可讲。

    恩格斯曾经说：“工具的使用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劳动使人真正成为人。”由此可见，“工匠精神”打从人之为人之时，就是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了。韩非子《五蠹》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因代表当时的先进生产力，而得以“王天下”。再往后，有《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老夫子以之譬喻君子修身养德。哲学家庄子也爱拿工匠说事，“运斤成风”和“庖丁解牛”的故事至今妇孺皆知。

    可见，“工匠精神”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止于形而下的探讨。它一面改造和丰富着人类文明的样貌，一面也激起人们对万物至理的飞扬想象。

    时移境迁，“工匠精神”的含义也在悄然演变。工业革命以后，大工业生产的兴起给“工匠精神”注入了大规模与标准化的时代内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则将神圣的劳工权力赋予其中。马克思就曾宣称，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于是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首次以劳动之名而获无上荣光。就连马克思本人，为写就巨著《资本论》亦笔耕不辍40年，算得上是“工匠精神”的时代楷模之一了。

    然而在互联网经济兴起之初，“工匠精神”一度显得有些落伍。反而甚嚣尘上的，是利用互联网整合资源、投机套利的成功学。君不见，多有文坛新秀，识字不多却不惮炮制巨著吸粉；也不乏影坛老手，故事未成便草草弄出大片圈钱；至于舞台上下，生搬硬凑，逢迎拍马更不在少数。“资本熏得游人醉，直把市场作赌场。”人心浮躁、万众攒动之际，谁能料到“工匠精神”的种子却能暗中萌芽，逆势生长？的确，膨胀的文化市场终将冷却定型，竞争的浪潮也会去粗存精。正如日本管理大家大前研一所言，“唯有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兼备的专家，才能在全球化经济社会站稳脚跟”。如此一来，“工匠精神”作为生存竞争的决胜利器，将注定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脚注。

    “工匠精神”首先意味着精益求精，反映到文化上，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古人常以“匠心”喻“文心”。比如刘向《别录》就说“驺奭脩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此外，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以精细化为特征的“工匠精神”正在成为文化创造的主流。文艺创作自不待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业已点明，“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这何尝不是“工匠精神”与“文艺精品”的血肉关联呢？由此再延伸到民间的各行各业，都可作如是观。自媒体红人罗振宇就用“死磕”来定义互联网时代的工匠精神——换句话说，即是对于完美的不懈追求。

    除此之外，“工匠精神”还意味着在生活深处的浸泡与淬炼。大凡能工巧匠，无不出自坊间。天长日久的锤炼，与生活细节处的琢磨，往往是精熟技艺必不可少的条件。文化创造也是如此。脱离大众的闭门造车，多因缺乏生活的血色而倍显苍白。走马观花地体验生活，也缺乏真正的体悟而空洞无味。“接地气”说了百遍千遍，归根结底，还是要像工匠那样扑下身子，沉下心去，反复敲打，在生活的启示中寻获文化与艺术的馈赠。

    “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蕴含了对于“工匠精神”以及生活本身最朴素的敬仰。从“玉不琢，不成器”到“人不学，不知道”，“工匠精神”也走过了从物质到精神的漫漫长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返本开新，守之以恒，对于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文化领域而言，也许是最好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