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 心事的归属

    几乎喜欢书的同时，就喜欢上被范用先生称之为“漂亮小玩意儿”的藏书票。曾经以很贵的价钱在古旧书拍卖会上举牌竞投到贴有藏书票的《北平风俗类征》，并以更贵的价钱托朋友从日本买回斋藤昌三《藏书票的话》初版本，这本书被誉为藏书票界的“圣经”。正是出于对于藏书票的热爱，不忍心看到这门高雅的艺术发生变味的倾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希望。

    自己的藏书上钤一方藏书印，或者贴上一枚藏书票，都是为了表示一本书的私有权。藏书票是舶来品，从西方传入，由少数文人雅士书房里的小玩意儿，发展到今天的广为人知，甚至于出版了专门为收藏而收藏的藏书票，利用爱好者的搜求欲望而大捞其钱，藏书票已面临变味的危险。起源于西方的藏书票，似乎在我们这里患上了“水土不服”症，也许国人天生就是善于将舶来品改造得非驴非马，假如我们引以为高度自豪的印章艺术，到了西方，会不会也落得个非驴非马的“中为西用”。

    鲁迅先生曾将中国版画的方向设想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其实，鲁迅说的中国版画的方向，不妨看作是中国藏书票的方向，三十年代李桦、唐英伟等藏书票的先行者走的正是鲁迅的方向，我以为他们几位的藏书票风格是中国的风格，是“洋为中用”的典范。本色的藏书票产生于三十年代，余皆无足观。时限就是如此绝对，宽泛了不成。宽泛了，陕北窑洞坐在暖炕上晒着冬日的暖阳的大婆娘小媳妇，手里剪着窗花顺手就剪出了要多少有多少的藏书票，只劳专家码上Exlibris就能换钱了。这不是乱说，中国邮票有过先例。

    关于藏书票的民族特色，叶灵凤早就说过：“从那时候起，日本好奇的藏书家也舍弃了过去的藏书印不用，在自己收藏的洋书上开始贴起藏书票来。最初还是纯粹模仿西洋的风格，逐渐的，利用着日本固有的木刻技术，印刷色的专长，棉质的纸张，目前的日本藏书票已经开辟了一个纯然和西洋异趣的独特的东洋风格了。”很可惜，我们的藏书票界，好像迟至今日还没有意识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融汇点在哪儿。

    我一直认为藏书票与图书是不该分离的，就像一本中国古书钤着的一枚藏书印——一本书可以没有藏书票，一枚藏书票不可以没有书的庇护。今日之商品社会，藏书票也未能幸免，什么电脑制版（我顶反对的就是电脑设计出来的藏书票），什么“当众毁版”，什么“限量发行”等等一系列商业运作方式，几乎都照搬到藏书票的头上，又有几个人会把这种批量生产出来的藏书票，伏在安静的书桌上小心翼翼、不歪不斜地贴在一本心爱的藏书上呢，我大表怀疑。

    台湾诗人刘淑惠有几句诗描写中国的藏书印，她形容往藏书上钤一枚印章仿佛“丰润的心事因此有了／归属的安静”。我真是希望现时的中国藏书票能够像这首诗所说，找到“归属的安静”。

    前几年，一位朋友曾经请保加利亚艺术家格林先生为我制作了一枚私人藏书票，我好喜欢。这么珍贵的藏书票，好像没有哪本书配得上贴它，最终我把它夹在《藏书票的话》扉页，静静地，无人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