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的影像史

    从1907年开始，叶景吕每年去照相馆拍摄一张肖像，作为这一年“观我”的仪式，一直持续到1968年。整整六十二年，编制了一部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个人影像传奇。其中，在大部分年份里，叶景吕还采取一年站姿、一年坐姿交替轮换的拍摄方式，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叶景吕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十五岁时作为仆从，随大清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赴伦敦履职。在英国的五年里，叶景吕接触到基督教，并爱上当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摄影术。1901年返闽后，受罗家委托，掌管其在福州城中的茶行和当铺生意，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叶先生居家颐养，闲玩古董邮票。1968年，叶景吕在福州三坊七巷之宫巷33号因病离世。2007年，叶景吕之孙叶林在搬家时，把叶景吕的照片册遗失，北京的收藏家仝冰雪先生通过网络发现并收藏了叶景吕的私人相册。仝冰雪收藏到这本相册后，通过采访和研究，梳理出叶景吕本人和照片册背后的故事，之后，在国内外多个地方巡回展出。

    “观我”，取自《周易》“观我生，君子无咎”。“观我”，即以心“审视”，自省言行，不断完善。62幅肖像，从第一张1907年27岁开始，一直到1968年的88岁止。照片说明交代了拍摄的详细信息和叶景吕本人、家庭及当年的国家大事。62帧巨幅肖像照的震撼性展陈，使观众近距离与主人公共语，并咀嚼其为“我”而存在，以及自尊、自爱、自省、自信的人生态度。在这62幅肖像照片之后，是同样大小的一张相框和卡纸，只不过画心变成了一面镜子，观众走到这里，在镜像世界中窥见自我，观照内心，反观岁月。当下，人们在生存的链条上过往匆匆，生活趋于速食与碎片化，静心“观我”竟成为奢侈品。“认识你自己”，把持住生活中的自我，提升人生的质量与人格的尊严，这正是“观我”所期待的。

    叶景吕是个有心之人，每年到照相馆给自己留存一帧肖像照，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庄重的仪式感，影像的膜拜价值和礼仪功能并没有随着瓦尔特·本雅明所预示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而消逝，“从一张表现人脸瞬间表情的早期照片中，灵光最后一次散发开来”。（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间在流逝，年华在蹉跎，唯有每年保留的照片成为永恒的祭奠。照片中的叶景吕庄重儒雅，气质非凡，想必在拍摄之前都经过一番精心梳洗和打扮。这不仅是对拍照者自己的尊重，也是对生命本身的崇高敬畏。叶景吕通过这种仪式感很强的个人肖像，寄托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据叶景吕之孙叶林回忆，祖父晚年常常翻阅着这本相册。叶景吕在翻阅中一定是专注地凝视，并非现代人散漫地消遣。所以，较之如今数码摄影时代的人们对待拍照随性的态度，叶景吕先生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值得现代人深刻地感悟和思忖。

    叶景吕连续62年的个人肖像照片，出现在福州并非偶然。福州作为沿海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照相馆，这些照相馆开设于仓山、南台、南街三个区域，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初期。根据福州档案馆保存的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照相业同业公会的档案资料，1950年对照相业进行的普查登记中，福州总共有79家照相馆，这对于一个当时只有三十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叶景吕生活在士绅官宦和知识阶层云集的三坊七巷，到了民国末期和解放初期，这周围云集了庐山轩、镜中天、二妙轩、时代、会英、东南、华大、华芳、宝记、光华等大大小小31家照相馆。照片，不仅是他们在重要时刻或人生转折期，留影以资纪念或表明心志的物证，还成为社会名流间诗文之外应和酬唱的另一雅兴，成了凝聚与传递情感的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私人照片相册，作为怀旧与记忆的载体，情感的依托物，本为个人观看的私密物件，如今也成为公众展览检阅之物。就如同教堂、庙堂里的壁画本为神灵而作，墓穴里的壁画本为亡灵而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功能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步走向更为宽泛的艺术范畴。

    从叶景吕精心拍摄并剪贴留存的62年的肖像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时光在一个人生命中的流淌，还看见了先人的容貌、服饰、生活起居、市井娱乐。小小一方照片，成为当时社会时尚的风向标，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从中解读出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解读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相片——为我们打开了照亮过去的那一盏明灯。此时的相片，不仅仅只是自我的观照，也成了时代的载体，复活了中国人对近代、现代和当代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