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得过实 实不得延名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他学贯中西，横跨文理，兴趣广泛，不仅是语言学大师，在音乐理论和创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

    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因此，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

    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这种学风正是清代朴学家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优良学术传统。

“言有易，言无难”

    “言有易，言无难”被赵元任高足王力奉为座右铭。

    1926年夏天，王力考入清华大学国学院，那时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是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是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赵先生给论文中的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加了个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这些语言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

    不久，赵元任推荐他在《清华学报》发表了一篇《两粤音说》的论文，文中说两粤没有撮口呼。当时赵先生没有调查过粤语，没法断定粤语是否有撮口呼，王力讲的博白话没有撮口呼符合事实。

    1928年赵先生到广州进行了方言调查，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在法国巴黎学语言学的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

    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

    实事求是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语言政策和语言标准等方面的研究，如果不能与语言的实际运用结合起来，再好的理论或标准也是纸上谈兵。赵元任不仅自己做到实事求是，也不会因为好友关系而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

    他与胡适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两人同时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还一起和其他同学创办了“科学社”，“五四”时期两人都极力提倡白话文。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人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都很清楚，但对赵元任的主张并不那么清楚。

    1915年夏天，在美国东部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与科学研究部”并召开年会，胡适和赵元任都在会上就文学革命发了言。赵元任当时对写作口语化的重要性认识比胡适更加明确和坚定，胡适当时还充分肯定文言文存在的意义。后来在留学生之间通过一段时间的争论，胡适才把文言说成是“半死的文字”。

    赵元任不仅自己提倡，同时也身体力行，小到语条儿和书信，大到翻译文章、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都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写作。胡适虽然是提倡白话文的先锋，但自己写起文章来还有不少文白夹杂或书卷气的味道。

    根据胡适本人的回忆，赵元任常对他说：“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赵元任把胡适的文章录了音后再放给他听，胡适觉得还真的不够白。赵元任为此给胡适改文章，改到胡适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后来口述自己历史时，赵元任深情回忆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提到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1917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自己却用文言文写作。看来赵元任到晚年还没有原谅胡适这种理论没联系实际、没有说到做到的做法。

“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在选编赵元任的论文时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的。”

    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并在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上广播，在世界人民面前公布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回忆自己在少年时代说的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一种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例如把“猫吃我的面”说成“猫雌我的灭”，那时以为讲的是北京话，其实是不对的。

    他自嘲自己曾自夸会说中国的主要方言，可是有一次到潮州火车站要买一张到汕头的二等票，卖票人却给了他两张三等票，闹得只好用广州话再进行解释。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晚上住下来后，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就先用小字典查了一下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看他是外国人，就跟他讲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用轻松风趣的语言回顾自己在语言研究上不断探索的真实历程，不仅让我们学到了治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到了大师实事求是和虚怀若谷的风采。

    （作者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赵元任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