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研讨会在沪召开

    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暨第一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城市史、帝国史、城市与帝国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通过考察明清两代贵州、新疆、川边三个地区的城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认为虽然演化过程各异，实质上是趋同的，即明清地方行政区划体制的运作正是以城市为标志。具体来讲，明朝在边疆，构筑都司、卫所城池及边堡，将人口与农业耕垦延伸到边地，清朝先以营造驻防城实施监控，继而改为府厅州县城市进行管理，牢固稳定地控制着国家的边疆。总之，城市是国家体制运作的标志。

    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从城市的角度探析罗马帝国的兴衰。她认为，城市是传播罗马文明的载体。帝国前期的罗马城市具有较大的自治权力，在市政管理、公共空间建设、税收、教育、宗教祭祀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为罗马帝国早期的社会繁荣和地中海文化区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到了帝国后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信仰危机的不断加剧，城市日益衰落，自治管理体制逐渐被专制君主制所替代，城市经济凋敝，乡村生活成为主流，西罗马帝国由此走向衰亡。因此，城市的兴衰是体现罗马帝国繁荣与衰弱的一个重要标志。

    南京大学洪霞副教授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城市的改造和保护。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由于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小城镇的中心发生变化，改造成为必然。由此，19世纪中后期涌现出一大批改造项目或工程，如铁路、街道、污水处理、天然气、蓄水池等，但改造并非自然而然发生，而是通过劝说、冲突或者课税被创造出来的，需要法律和政治框架的支持。城市改造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舒适便捷，改造也随之被赋予了发展的意义，成为日后保护主义的源头。因此，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认为改造和保护是可以兼容的，帝国的未来就是改造过程的继续。

    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则从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城镇化切入，认为此时期的德意志地区城镇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外在形态出现吞并郊区、转化定位、扩大升格等三种现象，内部结构总体上呈现从私法属性向公法地位的转型，推行城镇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双轨体制，城镇文化呈现民主化趋势等。尽管此时各邦所推行的城镇化运动各有特色，但其最终导向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城镇作为未来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空间，必定要承担起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主要责任，因此它必须先于农村获得自我管理的训练，并尽快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德意志地区既显示出其邦国分治所带来的特殊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法城镇化道路趋同，成为共同构成西方城镇化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还有关于古埃及帝国与底比斯城、法兰西帝国时期的城市、俄罗斯帝国的城市、蒙古帝国都城的成立等议题的发言。

    本次会议深入考察了历史上各大帝国城市本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既有微观层面上城市个体的研究，也有全球史视角下诸城市的比较分析，是全球城市史研究的有益探索。为推动全球史和城市史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会议决定在每年的世界城市日即10月31日举办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