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捅开一片天

    法国大作家雨果说过：“乳母哺乳和家庭教师灌输思想是相同的。有时候家庭教师比父亲更像父亲，正如有时乳母比母亲更像母亲一样。”

    看到这句话后，让我想起了初中时候的一位数学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在我看来，是比父亲更像父亲，比母亲更像母亲。时间这么久远了，虽然当年的合影已经残破，过去一切曾经激动过我心房的事物渐已淡忘，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却还宛然如生地出现在眼前，就如同昨天见到的一般。

    我们的那所中学是1946年创建起来的，开始时叫“初中班”，因为全校只有一年级一个班。到第二年、第三年，各个班级都有了，才改名为“初级中学”。当时正在解放战争初期阶段，环境十分艰苦，物资条件极其匮乏，教室和书桌、黑板等物都是破旧的，只是学校的正门两侧竖起一道铁栅栏是新的。栅栏上写着“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八个字。后来我才知道，铁栅栏上的那八个大字，就是我们县里书法极好的谢宗岳老师写的。

    我们的那个县偏远闭塞，师资力量非常缺乏，中学虽然成立了，但教师还都是小学里的那些教员。其他的课程还好办，像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科，只是将小学里学的东西加深、加重些就行了，由小学里高年级的教员来担当，一般来说已是绰绰有余。而唯独数学这门课，难办！小学里学的是算术，不管是整数也好，分数、小数也好，都是在正数的范畴里运算的，而中学里则要学代数、三角、几何，这些东西都是在更为抽象的范畴里运算的。例如代数，它从一开始就将一切数字都归属于正、负两大类，而且还把具体的数字变成为x、y、z等符号，使人们的思维进入抽象的空间，这是人们所不习惯的。所以对于这门课，我们县里那些教师竟没有一个人能讲。

    学校里对于此事很为犯难，头一年还好办，按照教学规程，初中一年级可以依旧学算术，二年级转为代数，三年级学几何。讲算术，那些小学教师中的优秀者，是足以胜任的，可是转过年来，一年级学生升到二年级，就都迫切地希望学那洋里洋气的代数了。开头两个月，学校没有办法，还用最难最深的那部分算术来代替，但大家（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员）都觉得这实为不妥，都呼吁说：“小学与中学的区别，不就是一个学算术，一个学代数嘛？”学校迫不得已，只好去把已经调到邻县当了教育科长的谢宗岳先生请回来，百般地央告说：“你是咱家乡人，不管你已经到外面升了多么大的官儿，无论如何也得回到家乡把这场火救下来！总不能眼看着刚刚创办起来的一所中学，就因这门课程而又停办了。”

    先生来了，学生们高兴极了，学校内外充满着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人们的心里好像都在说，现在的中学才像个真正的中学！再不像从前那样，说是个中学，实际上只是个戴了帽子的小学。谢老师还没有走进课堂，人们就已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了，而先生一走进课堂，这份崇敬心情就愈加浓厚，愈加深刻和强烈。先生的人品、学识、风貌、修养，都像人们心理上早就期望的那样，而且远远地超过了期望值，大家都庆幸自己能有这个福分，逢上这样一个老师！

    我至今记得清楚，先生的说话和举动，都是那样文质彬彬、慢条斯理，从来没有见过他急躁和发脾气，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其他人，总是那么温存、和蔼，没有一点师长的严厉。讲课时也是这样，虽然他讲的代数、几何都是些抽象思维的东西，但他总能想法子变得形象化一点，生动有趣一些，变枯燥无味为生动有趣，决不像有的老师那样，上得讲台就如同放机关枪似的，一直突突到下课，然后夹起书本就走，也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得了。

    夏天的时候，学生课堂上容易犯困，每当这时他就暂时放下课本，不紧不慢地给学生讲上一段幽默有趣的故事。他虽然是教数、理、化的，可讲的故事却都是我国古代文人的逸闻趣事。记得清楚，他讲的那些关于王勃、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的故事，都是我在别处没有听到过的，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例如，他说到欧阳修晚年之时，仍把自己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文章抄写下来，挂在墙上，然后反复地吟诵揣摩，在哪个地方感到有些不妥之处，便停下来仔细地琢磨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他的老母亲看到，笑着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难道还怕先生吗？”他听了严肃地说：“先生是不怕了，怕的是后生！”这一问一答，你仔细咀嚼一下，会感到其中有多深的学问，多浓的滋味呀！

    半年之后，他觉得前两年我们的数学课因为教员关系，落下的太多，于是便打破常规，代数还没有讲完就同时开了几何课。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都是年龄偏大的，现在一下子开了这么多门抽象思维的课，真有些接受不了，特别是几何课，它所用的是一种很特殊的运算方法，不是让你计算出一个得数，而是让你求证一个图形或有关这个图形的定理，这就让那些年纪偏大的同学一下子真的就转不过弯来。可就是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也没有把谢老师憋倒。他总是想尽了办法，尽量将缺乏概念联系的一连串证明，变得有联系，有触摸得到的实物感。这样，也就慢慢地把同学们的思维方法改变了。

    等到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我们县里的学生已经开始有人到外地升学去了，这在当时也是件新鲜事儿。学校颇为重视，专门拿出一些劈柴来，为复习功课的同学生炉子取暖。因为山区的教育落后，大家都担心考不过外地学生，升不了学，因此，各科教师都用晚上时间为准备升学的同学们补课。印象中，当时最为尽心的就属谢老师了。他不仅努力把没讲完的几何课，从圆到弧，想尽办法给同学们补齐，而且有时别的老师不来补课时，他就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给顶上。每一个晚上，不管别人怎么样，总见得到他一手抄着书本，一手捏着几根粉笔，按时走到这人数不多的空落落的教室里来。

    听说，谢老师后来调到某大城市的一所高等学校里去教书。他的学生中很多人都成了材，连他自己儿子（也做过他的学生）也成了出国讲学的数学教授。而他自己呢，却一直默默无闻地教着书，他就是那棵没人注意到的小草。

    而我，却不幸地辜负了谢老师的期望。三年前，我给他寄去一本我写的很是蹩脚的报告文学集子，先生看后很为惋惜地回信说：“我本来期望你学好数学，成为一个陈景润；想不到却成了刘绍棠！”先生这样说，是因为我的那本文集是由刘绍棠写的序，先生只不过是随手作个比喻，而事实上，我怎敢与刘绍棠相比呢？当然在数学上，更是亏负了先生的一片深情厚望！

    （作者系光明日报原新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