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心理学进路

    总体而言，共同体通常用来强调通过两种方式结成的社会群体。一是基于稳定的地理疆界而结成的共同体，如社区、乡村、民族、国家等，这种共同体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天然性，成员内部对共同体的自我认同感强，群体关系的持续性长，且个体通常较难脱离与共同体的联系。这可以称为区域型的共同体。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互动关系而结成的共同体，如艺术共同体、商业共同体等，这种共同体的认同主要基于特定领域的职业关系或社会关系，没有特别固定的区域概念，个体脱离共同体相对容易，其在共同体的身份角色有较强的自致性而不是先赋性。这可以称为功能型的共同体。与区域型共同体相比，功能型共同体的维系主要基于临时性的、后天获得的角色关系，这就决定了此类共同体的认同建立欠缺天然的血缘、地缘纽带，从而必须开发其他的认同联结方式，以维系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并给予内部成员以安全感和舒适感。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下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为缓解医患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医患共同体”的理念，认为医患之间应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以期建立医患之间平和理性的互动机制和沟通氛围。应当说，从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和整体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医患群体确实是一个共同体，提出建设医患共同体的理念完全必要。但这些理想化的主张在现实执行中却遇到许多障碍，医患之间的群体隔阂与对立仍然十分严重。破解建设理念的前瞻性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之间的裂缝，增进群体之间的认同，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笔者认为，医患共同体认同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认同，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群际信任研究中的群体接触视角，可为建立医患共同体认同提供借鉴。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刻板印象的产生源自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群际接触则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减少群际刻板印象的主要方式是与外群体在最佳条件下进行接触，这些最佳条件包括平等的群际地位、共同的奋斗目标、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群际关系以及社会权威和法律的有效支持等。许多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群际接触，可有效减少不同种族、文化群体、党派之间的偏见，也可减少普通社会群体对诸如同性恋、精神病患者等的偏见；同时，对一个外群体偏见的减少也会导致对其他多个外群体偏见的降低，即通过群体接触降低两个互动的群体之间的偏见的同时，还可以降低这两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偏见。而只有减少这些偏见与负面的刻板印象，才能提升群体间的相互认可与信任，从而为建立共同体认同奠定基础条件。

    应当说，医患双方在奋斗目标、合作关系及社会权威与法律的支持方面，完全具备了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医患关系是一种典型针对疾病的合作关系，医患双方的奋斗目标显然是共同的，医患之间也不存在根本性的竞争，社会上对良性医患关系的期待也已形成共识。唯一的难点在于医方群体（包括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基于专业知识与设备而建立的疾病诊断与治疗过程中的优势地位，与患方群体（包括患者及其利益代理人，如亲属和监护人等）的病人角色的弱势地位之间，尚不存在完全平等对话的基础。医患共同体认同的建设，需格外重视这一挑战，并使用群际接触的相关策略促进共同体认同的培育。

    具体而言，群际接触方式分为直接性群际接触、拓展性群际接触（内群体成员周围有外群体的成员，并与他们进行接触）和想象性群际接触三种。医患共同体认同的建设，也应利用这三方面的具体策略。

    在直接性接触方面。目前多数的医患互动通常只发生在治疗场域，而不发生在日常生活领域。现代医学话语及其实践是高度自我封闭的体系，普通患者往往无法理解高度专业化的医学术语、医学器械和诊断流程，医学场所也通常以保持卫生、安静等名义进行各种物理隔离，这更增加了医学过程的隐秘性。这种隐秘性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医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也造成医患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和信息不对称，患方容易因为感觉身处弱势地位而以质疑、抗诘、攻击等形式表达“弱者”的反抗。为此，设立医院开放日、体验日，建立院方网络公开平台，成立医院公共关系处理中心，举行医学公益讲座等是值得实验和推广的措施。

    在拓展性接触方面。中国式的医患信任通常具有关系信任的特征，即希望能够将患者托付给熟人或熟人的熟人进行治疗，这实际上正是运用了拓展性接触的方法：希望通过自己群体内部成员的社会关系引入外群体成员而增加信任度。当然，这种方式有可能会演变为塞红包等潜规则，但这种心理认同的建立过程却值得思考。如何制度性地创造一些情境，增加患方群体与医方群体的拓展性接触是非常必要的。为此，设立社区常驻医生制、推行初级保健的家庭医生负责制等方式值得推荐。在熟人群体（社区或家庭）中引入外群体成员，增加其熟悉度，从而增加患方对医方群体的了解，以消除误会、建立共识。

    在想象性接触方面。目前医方和患方在通常的媒介传播中往往被塑造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并通过对一些极端案例的刻意渲染来获取新闻效应，从而增加了患方对医生群体不负责任、赚黑心钱的刻板印象，也促使医方高估患方的敌意和攻击性。双方均会想象自己与对方互动时可能处于类似的不利情境，从而降低医患共同体认同产生的可能。为此，建立理性平和的医患舆论引导机制非常必要，这可以减少医患双方对对方的负面想象。实际上，当重大流行病事件或灾难事件发生时，医患关系往往会处于短暂的“感恩期”，这正是因为医务工作者的正面形象增加了患方群体对其角色的积极想象。如何在日常医疗活动中挖掘这些积极正面的形象，以接地气、不做作的方式塑造百姓身边的医务工作者典型，是医患关系报道中需要持之以恒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然，医患共同体的建成最终依赖于医疗体制的完善，但若遵循一定的社会心理策略，则可加速医患共同体认同的培养与成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