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向转型：从“衰败论叙事”到“地方性知识”的环境史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囿于现实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叙事范型上表现出强烈的“衰败论”倾向。“衰败论叙事”往往选择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对立为研究重点，呈现的是人与自然交恶的挽歌与悲剧。美国资源保护主义的先驱乔治·马什的经典之作《人与自然（1864）》，读后让人感到人类是无所不在的“扰动者”。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体系的发展导致滚滚而来的黑色风暴，读罢难免让人压抑与沉痛。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一书更是将这种思维方式发挥到极致。他以复活节岛、印度、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较为发达的区域个案为例，把人类文明兴衰的逻辑机制归并为“文明初兴—人口增加—生态扩张—超越极限—文明崩塌”。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承载力固然有着一定的限度，但简单将文明的衰落归结为人口增加导致的生态失序，恐怕无法让人完全信服。再者，论证过程中所列资料缺乏详细注释，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

    环境史兴起之初，学者们表现出衰败论叙事的倾向有着充分的合理性，是早期环境史问题意识和学术语境的充分体现。从研究的可操作性考虑，衰败的故事容易叙述，相关史料容易查找，且能为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诸多因素导致衰败论叙事在环境史学界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在当前环境史走向深入，叙事方式得以重新审视的情况下，环境史学者必须直面弊端，探究超越之路，以期推进学术创新。

    从理论维度看，“衰败论叙事”蕴含了一个逻辑假设——无人干扰的原生态自然是美好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导致环境退化，致使其走向衰败。

    首先，此假设在历史观上表现为直线型的倒退史观，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诚如马克思所言：“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为认识和理解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提供了新的逻辑，即环境问题的生成是促使其产生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发生的，这是工业化以来人类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积渐所致的结果。解决环境问题也是在承认问题的基础上，人类的认知与物质手段达到一定水平时方有可能。因此，问题的呈现与解决都是历史性的，衰败论叙事只注意问题的产生，没能看到问题产生与解决的深层历史逻辑。

    其次，衰败论叙事模式支配下的环境史学家在对人类自身的价值评判上呈现出妖魔化与庸俗化人的取向。妖魔化是指许多环境史家把人视为大自然的恶魔和环境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在环境哲学和科学哲学领域也有明显表现。从哲学和伦理层面看人类既非恶魔，也非天使，人类的价值评判标准无疑服务于人类自身。从问题产生的角度，我们不应该从种群和类的概念上笼统来说，而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哪些人，什么时段，受何种社会机制的动员与利益的驱动酿成了环境问题，环境史对人的分层分析倒是一种值得借鉴的路径。

    与人的妖魔化形成对比，衰败论叙事将自然要素予以神圣化与绝对化，并赋予原生态的自然以极高的道德隐喻。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者甚至将生态要素的价值和环境权利神圣化，认为大自然的原生状态不容任何改变，人类不能从自然环境中攫取物质能量。这既不符合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也无法使人类维持自身的存在。正确的取向是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作为生物链条中的一环，其对物质能量的攫取，对大自然的所取不能突破生态系统的阈限，严格恪守自己的生态位，实现对大自然所取与所予的动态平衡。

    从历史事实层面看，带有逻辑假设的叙事模式难以符合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复杂的历史演变轨迹和历史的真实。人类的生存必须依赖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这意味着人类为了生存，在与自然的能量交换和反馈中肯定会促成自然原初面貌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单方破坏，可能是被动因应，可能是优化协同，其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导致环境演化十分复杂。衰败论叙事展现的只是人与自然相交的一个维度，固然能给后人提供教训，但历史上原住民为了个体生计而发展出的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地方性知识”却遭到忽视，这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也是当下环境史研究亟须强化的。

    “地方性知识”原为人类学的概念，笔者在此借用指代特定区域的原住民面对环境变迁，主动调整技术手段与社会关系，在人类与自然的互相适应与选择中形成合理的生计模式，并用特定的符号体系予以概念化和抽象化，表达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理念。

    美国著名城市环境史家威廉·克罗农1990年于《美国史杂志》刊载的《预言和生产的模型：将自然置于历史之中》一文就开始了对“衰败论”叙事的质疑：“当我们理解历史上文化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时什么是最为成熟的出发点？研究开启之初我们该使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它们暗示着我们该问何种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克罗农继续追问：“在平常的一年中，一个特殊的人类共同体的环境生产力要遭遇何种程度的季节变化？其成员本身如何解释这种变化？生态系统能够产出多少供人们储存以保证歉收季节人们的食物需求？……”他后来的实证研究《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伟大的西部》都是在“地方性知识”的视野下，挖掘复杂要素有机联系的典范。2013年保罗·萨特在《与我们同在的世界：美国环境史的现状》一文中提出了当下环境史学的“混成转向”，明确指出环境史应该挖掘“复杂性”，目标导向为“交互、混成、杂糅和偶然”。作为最新的理论反思，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环境史的宏大叙事，为“地方性知识”的书写提供了学理支撑。

    由此可见，转向“地方性知识”的环境史研究不仅矫正了过往研究的价值评判标准问题，而且也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向。未来的研究也必须回归人本主义的终极诉求，立足于人与自然互动的总体与全面的历史。从横向看，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相恶、相胜和相应，都应该同时进入历史书写的范畴；从纵向看，长时段地揭示不同群体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时间之流与生态环境之变，进而寻找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内在耦合点。尤其重视对特定时段内人类与自然交互状态的耦合点的解剖与挖掘，因为耦合点作为环境变迁的重要拐点，蕴含着破坏、因应与和谐等链式传递与多向反馈的复杂机制，是“地方性知识”的直接载体。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