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19世纪初法国女性性别角色观念

    现代社会，无论是款式还是色调，男女在服饰上的差异显而易见。然而在整个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男女之间的服饰差别并不像此后所表现得那么明显。贵族男性也喜欢蕾丝、雍容华贵的丝绒、装饰精美的靴子，甚至扑粉、佩戴假发；他们也偏爱红色、紫色等艳丽颜色。但是，在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男士逐渐选择用暗沉的颜色与合体的裁剪来显示他们的品位及财富，女士则依然用各种精致面料、精美花纹或者是凸显女性曲线的款式来展示自身的美丽及社会地位，服饰在两性之间的差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导致19世纪伊始两性服装以一种断然决裂的方式分道扬镳？服饰的性别区分与该时期法国社会对于女性地位与角色的界定之间又有何种关联？

    首先，从色彩来看，此前法国男性贵族的服饰与女性服饰相似，多采用大红、金黄、天蓝或者紫色这样的颜色。服饰上炫目的色彩与烦琐的装饰，是贵族用以表明身份高贵的外在方式。例如，从路易十四开始，红底高跟鞋便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

    然而自19世纪初始，男性服饰在颜色上开始选择较暗沉的色彩。在隆重场合，黑色外套、黑色长裤、白色或黑色背心搭配黑色或白色领带，是男士的经典装扮；日常生活中，男装也放弃了鲜艳的色彩，转向藏蓝、深灰等暗沉色调。颜色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贵族以炫目色彩强调自己的特权地位，而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更倾向于用暗沉的绿、蓝、灰，尤其是黑色来加深自身与前者的区别。法国文化史家佩罗认为，色彩的消失意味着由新的伦理道德所决定的新的审美趣味的出现，这种伦理道德表彰退隐、节俭以及贡献。同时，男性选择鲜艳度较低的色彩是为了将自身更明确地与女性相区别，通过服装上的差异，树立自身性别的肃穆与庄严。直至今日，出席重要场合的男性，无一例外会选择深色外套。

    相反，女性则从19世纪初开始较多地选择玫瑰色或者白色等明亮的颜色，以显示女性的温柔和美丽。不仅是年轻的女性穿着白色，宫廷里的贵妇们也在各种场合穿着白色的花边长裙。至于玫瑰色，受欢迎的程度尤胜白色，“精致的晚装是用玫瑰色绸缎制成的长裙，配以玫瑰色的珠罗纱袖子，珍珠的首饰再加上白色的缎鞋”。或者，“深玫瑰红的长裙上是绿叶图案绘成的条纹，一顶玫瑰色的丝绒帽以及白缎鞋”。在时人看来，白色或玫瑰色等柔和的色彩，较之前贵族女性热衷的浓艳高调的色彩，更适合表现女性的娇俏与温顺。

    其次，从款式来看，男女服饰间的差距也在慢慢扩大。女式服装款式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袖子忽长忽短，时宽时紧；领口有时高到抵着下巴，有时又低到袒露出双肩。例如，从复辟王朝开始，消失多时的塑身衣又重新出现，连同腰带一起，紧紧勾勒出女性的腰部曲线。在19世纪30年代，尤其是浪漫主义时期，女装开始流行膨大的袖子。用今日的审美眼光看，这种仿佛鼓满了空气的袖子与整体看起来非常不协调，但这宽大的袖子恰好凸显出女性腰部的不盈一握。

    与反复多变的女装相比，男士正装的样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深色的衣服和领结，目的就是显得严肃庄重。实际上，男性服装的细节功夫并不比女性服装差，比如衣服精致的滚边、宝石或钻石制作的袖扣等处，都是他们默不作声地体现优越地位或超群财富的绝佳方式。在19世纪20年代，从英国兴起的“花花公子”潮流，也影响了法国男士的着装，引领和追随这股潮流的青年男子通常被称为“丹蒂（Dandy）”，他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精致考究的外表。但即便是“丹蒂”潮流中的男性，依然强调服装款式的流畅简洁。换言之，男性服装总的趋势是日益偏重实用，旧制度那种束缚行动的紧身套裤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转而被长裤取代；不仅如此，长裤和鞋子的变化都以舒适实用的功能性为主。

    最后，在材质方面，19世纪初期的高级男装日益采用新型的羊毛面料，而女装依旧大量采用丝绸制品。渐渐地，不仅服饰整体显示出迥然相异的两性差别，即便是材质本身，也开始打上性别的烙印。绸缎等光滑柔软且娇贵脆弱的面料是“女里女气”的，是专属于女性的；而相对挺括结实的毛呢则属于男性。男装开始大量使用呢绒面料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其中也暗含着人们对于代表着贵族的丝绸面料的扬弃，代表着不同阶层间审美趣味的差别。但是性别的寓意在此也不能被忽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丝绸类面料在女装中依然被大范围使用。

    由此可见，到了此时，无论是从色彩、款式还是材质，资产阶级的服饰审美观已经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两性之间服饰差异的扩大，背后是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在发挥着作用。资产阶级要表明自己与无所事事的贵族等级截然不同，因而抛弃累赘繁复的服饰，转而寻求服饰上的方便简洁。与此同时，服饰或者时尚被划归到休闲消费性质的范围，而这类事物只能从属于女性所分配到的私人领域。这一过程，与19世纪对于女性的本质和社会角色的重新讨论和界定密不可分。

    大革命之后，道德家、教士、医生以及知识分子关于女性在社会中担当何种角色的讨论随之兴起，虽然角度各异，但在下述两个基本观点上几乎保持一致。

    首先，他们都认可女性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数量可观的文本论证了女性在教育子女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是当时著名文人勒古韦的《女性之功勋》。他认为，女性以其对男性的影响来改进文化，拯救法国，但不是以直接参与的方式。他相信女性是社会链条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家庭经由女性的社会关联才保持平衡，这是一种革命之后重新建立道德权威的努力。身为母亲的女性用自己特有的温柔情感哺育和教育孩子，这才是女性应该完成的义务。

    其次，家庭与外面的世界是分离的，女性承担的是“内部事务”。女孩子们所受的教育也潜移默化地教导她们要接受这样的安排，从某种程度上看，无论是颂扬女性美德还是安排给女性的教程，都旨在限制或者消除女性不应当有的“越界”的野心。从中可以看到，这些观点的基本出发点几乎都建立于卢梭在《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中对于女性教育及家庭生活的设想。

    因此，此时社会主流观点对女性在培育后代、照顾家庭等方面的重要性的肯定，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本质和能力进行根本性的区分界定之上。性别的差异被描述为“力量与美丽”，女性从根本上被界定为弱小需要被保护的性别。这样的女性形象与大革命之前法国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截然不同，也与巴黎罗亚尔宫等处随处可见的时髦交际花有天壤之别。

    法国著名史学家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提到，“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1804年拿破仑颁布的《民法典》清楚地体现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重从属地位。其中有条例明确规定“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已婚妇女不再是一个能够担负责任的个人”。《民法典》以自然的名义赋予家庭中丈夫和家族中父亲以绝对的优越地位。

    法国文化史大家丹尼尔·罗什曾经说过，服饰文化首先是一种秩序，透过服装语言的嬗变，可以看到道德价值的转化。19世纪初，法国社会主流观念颂扬女性温柔贤惠的品质，赋予她们家庭内部的职责，将她们放置在依附于男性的社会角色上。这些观念反映在服装上，便是那些能够鲜明体现女性性别特征的元素更为盛行，暗示着女性处于需要取悦男性的较低一等的社会地位；夸张累赘、令人行动不便的装饰同样显示着穿着者不事生产的闲暇生活状态。无论是色彩、款式还是材质，所有服装的要素都是为了凸显女性外形上的特征，强调其性格中温柔、感性甚至娇弱的一面。因此，公共事务与家庭事务之间的区分导致了两性在外观装束上的分道扬镳。换言之，正是新的统治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及由其决定的性别角色地位导致了两性服饰从此时开始向着不同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