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南开学人的教育救国梦想

    8月底，光明日报与一部传奇的抗战教材——《东北地理教本》结下不解之缘。这部20世纪30年代南开学校大、中、小学通用的地理教本，穿越厚重的历史迷雾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它是史料，是证据，也是一个暴风眼。它激发起有关历史、现实的思想风暴，这里有人们对南开学校教育抗战乃至整个知识界救亡图存的深刻记忆，也有人们对当今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

记录一代学人的抗战梦想，牵动当今学人的心

    8月31日，本报与南开大学、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召开《东北地理教本》重印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宣布一部重要的抗战史料被发现。第2天，研讨会消息及通讯《印在教材里的民族记忆》见报。然而，不少读者读后仍感意犹未尽、心存遗憾。

    “这部充满传奇色彩的教本，还没有被吃透，它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一些专家学者在给本报的来信来电中，从不同角度向本报编辑部建言：这部教本背后还承载着许多历史故事，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深沉的爱国情怀；应该在南开师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背景下解读这一教材，应该用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抗战史的视野来进一步阐释这部作品的意义！

    于是，更进一步去挖掘它的价值，很快成为光明日报编辑部上上下下的共同想法。

    接到任务时，已是晚上9点。沈卫星副总编辑打来电话：“小彭，你明天一早赶赴天津，会同天津记者站陈建强和光明网朱斌两位同志去采访！”

    我们立即联系采访对象，搜集资料，整理采访提纲……一打一指厚的史料，一套厚重的教本重印本，压在案头，却释放着思绪。

    凌晨1点43分，沈总突然发来短信：“此稿重要，请李笑萌同去，尽快出稿。”

    清晨6点，我们已经坐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这部教本和日军轰炸南开学校有关，曾引起日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仇恨；这段历史轰轰烈烈，围绕这本书展开的故事很多……我们难以预设这些故事的线头将会绕到哪里。

    到达天津时，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董润平和李溥先生早已准备好堆成了小山的文献资料。走进研究会办公室，热气腾腾，研究会理事长张元龙、秘书长罗世龙、《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杂志执行主编张重宪已经等候我们多时。

    “来，咱们先讲讲那时的南开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东北搞研究。”刚刚坐稳，张元龙就开讲了。关于这本书的所有线索和背景，几乎要在办公室里喷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杰上完课也立即赶来，向我们介绍了南开学校在当年播撒的爱国主义种子如何生根发芽。

    在他们急切的讲述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其实最想告诉世人的是，知识界前辈曾经是如何满腔热血抗战救国，尽管他们的手中只有笔，没有枪。

历史在血液里流淌，不该被忘记

    午后，天津的街道宁静而繁华。

    为了采访南开被炸事件的亲历者，我们来到了教本主编傅恩龄先生之子傅佑同的家中，见到了这位已93岁高龄的老人。

    1937年，傅佑同从南开小学毕业，考取了南开中学。这个假期里，日军轰炸了南开学校，本应在中学时学习地理教本的傅佑同从此与这部教材擦肩而过。

    在他的记忆中，1937年这个被炮火轰碎的年份，一家人不停奔波、逃难。也是在那一年，南开师生开始往大西南转移，在大后方继续他们的教育救国事业。教本正是跟随许多重要书籍一起在颠沛流离中躲避了战火的焚烧。

    手捧父亲参与编撰的教材重印本，傅老的脸上始终泛着微笑，平静而淡泊。对真正经历过战火硝烟、目睹过生离死别的人来说，回望那段历史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更加理性地纪念与反思。

    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南开学校在昆明、重庆继续宣扬教育救国的故事，讲述了战争中南开师生的点滴生活。

    时光飞逝，而情怀依旧。

    8月以来，我们一直埋头于南开抗战历史之中，试图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不遗漏每一个故事，担忧一篇报道无法呈现这段厚重的历史。然而，随着采访调研的不断深入，当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越来越清晰地在眼前铺展开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所触摸到的仅仅是这段历史的冰山一角——围绕这一教本展开的抗战历史研究才刚刚开始！

    南开学人说，一个民族的历史，融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从未停止流淌，《东北地理教本》正是我们民族记忆的一部备忘录。

    能遇到这样的主题，能走近这些关注过去、铭记历史的南开人，是我们的荣幸。这是锻炼，也是洗礼。这样的深刻回忆，在采访编辑经历中还能有几次呢？

    （本报记者 彭景晖 李笑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