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永恒的魅力

    “我是一个老哮喘病人，立秋对于我来讲是个致命的日子。”立秋那日，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读书沙龙”活动现场，主讲人张玉书沙哑着嗓音说，“但看到这么多听众坐在这儿，对我是个很好的鼓励，所以今天就‘舍命陪君子’了。”

    现任北大德语系教授的张玉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致力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是国内公认茨威格最权威的译者。他担纲翻译的《茨威格文集（全3卷）》和《三大师传》在今年七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全集，但却是目前国内所出版的有关于茨威格作品最全的一套选集，包含了茨威格不同创作时期的重要作品，尤其侧重读者喜爱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预期在读者中又将掀起一阵“茨威格热”。张玉书认为，茨威格在中国的经久不衰，源于读者对他多重形象的持续兴趣。

一个持有与众不同爱情观的人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无疑是这个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最著名的作品。

    在这部小说中，茨威格大胆塑造出一个坚守爱情、不求回报的“陌生女人”形象，并通过她临终前的一封信，婉转呈现其一生的感情心理，笔触之细腻，曾令俄国文豪高尔基“激动得难以自制，毫不羞耻地哭起来”。在中国，这部小说先后被徐静蕾和孟京辉搬上电影和话剧的舞台，均收获了广泛好评，而在世界范围，同名电影、话剧也是盛演不衰，可见茨威格对于爱情和人性的叙事方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散发了永恒而普遍的魅力。

    张玉书最早接触的茨威格作品，同样是一部爱情小说。据他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多引入苏联文学，德语文学一度鲜见。1957年，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被翻译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读之令他颇感惊喜：“简直是耳目一新，怎么会有这样的恋爱故事呢？”正是这份最初的惊喜，促使他在“文革”结束后投身茨威格作品的翻译工作。

    1981年是茨威格诞辰100周年，张玉书翻译的《心灵的焦灼》先后在四家出版社出版。伴随茨威格作品更广泛地传播，喜欢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大中学里的女孩，处在最感性的年纪，对茨威格笔下的爱情故事特别着迷。张玉书清楚地记得，曾有北大附中的孩子急匆匆跑到他家，专门来告诉他“茨威格写得太好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茨威格的小说讲的都是心灵的变化，那种潮涨潮落、苦苦斗争。”张玉书说。读者的热情让他心理有了底，明白爱情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书写的。

一个拥有自己世界的作家

    如果说对爱情和人性的书写，是茨威格文学的第一支柱，那么对政治人物和文学巨擘心理的分析，就是他作品的第二落点。发表于1919年的《三大师传》，是后者的代表。

    张玉书说，在茨威格的全部作品中，《三大师传》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它至少反映了茨威格在两方面的特点：其一，茨威格政治头脑清醒，不为时代潮流所裹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只要是敌国的东西，无论好坏统统否定。茨威格所写的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来自奥地利的敌国法、英、俄。“他敢于把这三位敌国作家拿出来，作为书里的主人公，可以想象他在政治上完全不理会当时的民族主义狂潮。”张玉书评价。

    其二，茨威格选择的三位大师，都是能用“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丰富”，“创造一个自己世界”的作家。而这样的论断，本身就体现着茨威格深厚的文学素养。1899年进入大学后，茨威格主修德国文学，同时也非常注重外语的学习，还曾赴欧洲各国游历。深厚的学养和突出的语言能力，是他了解外国文学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茨威格不仅是作家，更是一名欧洲文学的研究者。

一个反法西斯的斗士

    由于爱情小说的知名，评论家一度对茨威格颇有微词，这让张玉书不乏担心：“茨威格说过自己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就是写点男女情爱、风花雪月。”

    事实并非如此。社会生活的突变，深刻影响着茨威格，导致他的作品发生巨大的变化，以1931年为界，分成风格迥异的两个阶段。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政坛，开始了残酷的镇压。他取缔了德国其他的政党和工会，实行一党专政，并在柏林大学前的广场上公开焚烧“反动”书籍。海涅曾说：“人们在哪里焚书，最终将在那里焚人。”这句话在德国得到了印证。

    身为犹太裔，茨威格的作品被大量焚毁，而他本人也被迫出国流亡。他对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说：“希特勒有党卫军、冲锋队，我们如果硬碰硬，肯定打不过他。但我们能用笔来写下这些。”《玛利亚·斯图亚特传》《良心反抗暴力》《昨日世界》……流亡海外期间，茨威格或借古讽今，或直抒胸臆，写下了多部反抗法西斯暴政的作品。无论是日内瓦城的暴君卡尔文，还是被纳粹视为反英代表的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都曾被他借用过来，讽刺希特勒的独裁、专制。

    茨威格是否不问政治，只谈风月？这些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如张玉书所说：“茨威格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一个反法西斯、反纳粹的斗士。”

一个精神至上主义者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作品最多的作家，茨威格流亡海外期间，从未经历过物质生活的匮乏。当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时，茨威格与妻子正居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风景如画的疗养胜地。优渥的物质条件，却无法抚平茨威格心中的焦灼。因为真正困扰他的，是精神生活的逐渐萎缩。

    在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中，茨威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纳粹对一个人最大刑罚，就是把你关在一个大饭店的房间里面，不让别人接触你，不给你书看，就让你待在那儿，直到发疯。这几乎就是茨威格现实生活的写照：身处巴西语言不通，他没有读者，也联系不到出版社，几乎生活在真空当中。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的消息传到茨威格那里，让他对战争的前景更加悲观。他说：“我已经61岁了，一个61岁的人，再让他重新开始生活是不可能的。”半生顺遂，一直“被生活娇惯”的茨威格，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三年，因为无法忍受纳粹的精神迫害，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如果茨威格不知道新加坡沦陷的消息，等到1945年战争结束，他还能看到‘明日世界’的希望吗？”一位听众问。张玉书回答说：“战争结束了，大家就能重新开始读书，并且愿意读他的书吗？他对此表示怀疑。”

    然而茨威格错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被他多重形象之后的内涵吸引，借文字走入他的世界。

    （本报记者 张焱 通讯员 刘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