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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
——勃脱兰《华北前线》
1936年，詹姆斯·勃脱兰（后通译为詹姆斯·贝特兰）来到中国，他是新西兰记者、作家，曾经在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7年夏季，他以职业的敏感，意识到战争之魔的脚步正在从岛国向中国迈进，于是他孤身去了日本，接触了普通民众，通过与民众的对话，实地观察岛国的人民在战争来临前的心理，通过报章、无线电和天皇的诏敕，分析战争的传染菌是如何迅速地散播开来的——“我永不会忘记的是年夏季在东京所得的经验，眼看着一个勇敢而受愚弄的民族，被驱迫着向悲剧的途径走去”，“日本最狂妄的军人，没有一个能说日本有被中国攻击的危险，因为人人知道这是个荒谬的怪谈”。7月中旬，勃脱兰离开日本，经天津到了北平，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了两个星期，作者在华北沦陷后，北上延安，进入山西，到了八路军总部，并深入前线采访，对八路军、游击队的生活和战斗有着深刻的体验。在此期间，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贺龙、萧克等中共领袖和将领。勃脱兰曾数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就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一文，后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勃脱兰是中国抗战的重要亲历者之一，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中的一员。在这个群体中，既有耳熟能详、广为人知的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也有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名字，如斯蒂尔、鲍夏德、勃鲁司等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来华的外国记者在50人以上，他们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反映了中国抗战真实的情况，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与主张，描写了中国人民在国破家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灭绝人性与惨无人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些记者所写的著作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汇编成为《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包括《中国的抗战》《密勒氏评论报》《抗战一年大事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国解放区见闻》《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九册。这些图书都是出版者从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中整理出来的，作者均为战时驻华记者，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社会意义。抚去尘埃，泛黄的书页里扑面而来的是战争的硝烟和人民的呐喊。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爱泼斯坦《人民之战》
1944年5月31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来到延安，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均是考察团成员。这些记者在延安犹如沐浴了一股清风，看到了在国统区看不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图书。
在爱泼斯坦所写的《人民之战》一书中，作者开宗明义，第一章以“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为标题，写道“当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并且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历史是开始了”。作者回顾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数次抗争，而这一次的觉醒与抗争显得尤为激烈，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作者写道，“它的曲调，它的字句，是从中国人民的心深处迸裂出来的，是从中国屈服时期的黑暗现实中爆发出来的”。这次的延安之行，爱泼斯坦成为将《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传唱到国外的第一人。作者在书中以比较浓重的笔墨介绍了北平郊区的一支游击队是如何发展、如何壮大起来的，作者感同身受地写道，“游击队是人民唯一的军队，没有了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它地位的重要，而要变成众人攻击的，无家可归的，希图侥幸的团体了”。这支游击队仅是华北地区众多游击队的一个缩影。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官员伊文斯·卡尔逊曾深入华北，对游击战争进行了调查。朱德告诉卡尔逊，有力的中国政权正在日本后方发生作用。卡尔逊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随同八路军生活了三个月，也曾经和游击部队一起行军一千多里，他告诉爱泼斯坦，“日本不能征服这样的民众。他们很像一个想填平大海的蠢蛋”。
斯坦因在延安住了5个月，所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就是此行的成果。在延安，上至中共领袖，下至普通劳动者，斯坦因都有广泛接触，他对延安进行了详细考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采访毛泽东时，作者写道：“我们第一次会见，开始于下午三点钟，终结于夜间三点。我们在延安城外他的四孔窑洞中的接待室谈话。这是一个小的、高而圆顶的窑洞，白色粉刷，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不时地站起来，在窑洞中来回踱步，然后站住在我的身边，高大魁梧，他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同时缓慢地、系统地讲述着，加以安静的强调。”与中共领袖的面对面谈话，使他对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表现在书中就有了《新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劳动创造一切》《动员群众》《中共努力作战目击记》等章节。在“中共努力作战目击记”中，作者通过“美国军官在前线的见闻”“外国人的见证”“我是一个富绰的地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等内容，介绍了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对敌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者认为，日本人害怕中共不仅仅是因为“共军的顽强远非重庆军队所能及，还害怕人民与国民党的仇隙以及共产党企图由内部动摇国民党”。说得确切一些就是，日本害怕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勃脱兰的《华北前线》“战争的迫近”、阿特丽的《扬子前线》“日本侵华的目的”中都有同样的观点和认识。
“一切文化中最和平的文化，正在抵抗着凶暴的敌人”
——阿特丽《扬子前线》
阿特丽是英国著名作家和记者，也是远东问题研究专家。她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参加过英国共产党。1938年7月，阿特丽经过三个月的漫长旅途来到中国，先后到过香港、武汉、长沙等地，并两次到扬子前线采访，回到英国后，完成了《扬子前线》一书的写作。该书以她在中国的采访经历为线索，描写了战时中国极具真实性的一面，既有日军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苦难的描写，也有“中国会不会战胜”“日本侵华的目的”等话题的深入分析。
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她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作者在武汉等地接触了许多普通中国百姓，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开始对中国民众感到一种内心的悦爱，因为他们——撇开他们的一切缺点不说——在多方面看来都是世上最有教化的人民”，“他们的尊严和勇气却是人类遇到可怕的惨祸时所表现的最刚毅的尊严和勇气，并不相信有什么神的意志统治宇宙”。
在书中，作者对战时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伤兵的缺衣少药，医院的混乱与无序，人民生命的不被重视，当局没有广泛发动各阶层人民投入到抗战中来，也没有把全部精力和财富配置到战争机构，等等。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不论我怎样渴望着她的战胜，我还能够看见她的缺点......中国将要战胜，无论日本军备怎样优越，只要那些古老的积弊、那些世代相传的社会的和财政的暴虐，以及那些陈腐的思想方法和行政方法让路给少年中国的种种改革。”
1938年，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所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版，本书是最早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图书，田伯烈是世界上第一个向外界全面、系统、公开地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西方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布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线屠杀30万以上中国平民这一数字的人。书中通过《南京的活地狱》《劫掠、屠杀、奸淫》《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等章节记录了日军在攻陷南京后，对中国无辜平民的枪杀、奸淫、掠夺等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目标，在以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使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
“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郭沫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序言
这些外国记者所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图书，起到了以下积极的社会意义：其一，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有利于国际社会对东方主战场的了解，对争取国际社会经济援助与舆论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二，打破了蒋介石政府对解放区的新闻封锁，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外国记者向世人展现了解放区的方方面面，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富有生命力的政府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三，他们的新闻报道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尽管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英、美等盟国对共产党的政策，以及所领导的军队缺乏了解，而这些外国记者的介绍，则成为英、美等盟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信息来源，有利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同时在我党走向世界并被世界舆论所接受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国记者对解放区的宣传介绍，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有利于形成舆论氛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其五，以铁的事实，无可辩白地揭露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郭沫若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宝贵资料的国际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帮助人们认清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本性和狰狞面目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声援。抗战结束以后，该书又成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证据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外国记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深入各地，从多个视域对抗日战争作了报道和介绍，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所写的这些图书，不仅成为研究那段血与火岁月的重要史料，而且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著作将永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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