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山东,我太爷闯关东来到吉林农安小八家子村。村里有个法国天主教堂,我6岁到村里的教会学校上学,12岁上了吉林神罗修院,1932年毕业当了神父。
1939年,我被派到黑龙江省巴彦县。当时日本人有个计划,想让“伪满洲国”的宗教合一。他们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学习佛经,我就听过和尚讲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们还让各个教派轮流讲教堂是哪年建立的,教徒有多少,谁在这里待过等。一个礼拜参加一回,讲了一个月,对各个教派进行监控。
194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陷入困境,但日本特务对法国天主教会的骚扰、监视却更紧了。1941年,我回到双阳。日本特务常来找麻烦,比如他们会问,“天主大,还是天照大神大”之类的问题,如果回答不对,就会被训斥,甚至被抓。日本特务还把不少天主教神父列为“重要视察人”(即有反日嫌疑的人)。每当重大节日,溥仪出宫参加庆祭奠活动时,日本特务都会把“重要视察人”抓起来,等溥仪回宫后,再放出来。
1945年我回到农安,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在编纂1990版《长春文史资料》第三辑时口述。本报记者鲍盛华 光明网记者任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