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先父逝世已经40年，他去世时，我正当壮年，而今我已是风烛残年的望八之人了。老父的慈颜，几乎天天在我脑海里重现，虽然他总是沉默无语，但他是我无声的榜样：诚实，厚道，勤劳一生。

    父亲少时家中生活贫困，无钱读私塾，13岁便离家到一户富农家里当小长工，养牛、耕地，小小年纪，终日辛劳。为了生计，父亲又逃荒到苏州，不识字只能当苦力，赶过毛驴，抬过轿子，当过门房，最后以拉黄包车谋生。十多年间，年年月月，多少个晨昏月夕，雨雪交加，父亲迈着沉重的步履，拉着黄包车穿行在苏州的大街小巷。苏州号称东方威尼斯，河水纵横，古老的拱形石桥密如蛛网。父亲拉着客人，不断上桥、下桥，上桥时，偶有善良的客人跳下车，走过桥，再坐上车，但大部分客人不会这么做。父亲每天都是大汗淋漓，而冬天，汗水很快被冷风吹得冰凉，身上很不好受。父亲只有一米六高，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得他的背有点驼。1937年夏天，日寇占领苏州后，他逃到苏州乡下，藏在麦田，一阵邪风吹过，不知什么原因，一只眼睛几近失明。这年秋天，父母商量后决定，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和大哥、二哥、姐姐一起逃往江北老家，投奔外祖母，父亲则继续留在苏州拉黄包车，苦度光阴。

    我再次见到父亲已是1943年夏天，我已7岁。父亲回家探亲，途中被和平军抄走随身带的6块大洋，其中5块大洋还是邻居王小毛托他带回的。父亲后来拿了5块大洋交给王小毛的母亲，只字未提被和平军抢劫的事。父亲对母亲说，受人之托，就要承担责任，负责到底。父亲的忠厚、仗义，可见一斑。父亲给我们带了几斤山西红枣，语重心长地对我与二兄春才说：“小二子、小三子，我是睁眼瞎，一字不识，你们两个要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1946年土地改革后，家中分到16亩稻麦两季的良田，父亲才从苏州回家务农。父亲特地买了几支钢笔，托船工藏在筒子里，送大哥、二哥和我一人一支，我高兴极了。父亲还带了不少美军二战后的剩余物资牛肉罐头，他舍不得吃，都给我们吃。

    我儿时顽皮，不注意卫生，夏天下河游泳，抓鱼摸蟹，生吃草虾，经常肚子痛。13岁那年大伏天，我从河里上岸不久，肚子就剧烈疼痛，满头大汗，呻吟不止。父亲见了，立刻背起已一米六八的我走了三里地，到镇里医院就诊。一路上，有几个路人都说：“老爹爹，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背他，怎么这样惯他啊！”父亲一声不吭，只顾赶路，当中也未停下休息。经医生检查，我得了急性肠胃炎，当场服了药，还扎了针灸，不到一小时，我就不疼了。回家时，他默默地跟在我身后，没有半句怨言。

    我努力读书，深感不能辜负父母。我和二哥一起考上初中后，父亲用小船运了二石小麦，到高作镇上卖了，给我俩筹足学费。我上高中，考复旦大学，读研究班，父亲都全力支持。他跟外村老汉割牛草时聊天，那位老爷子说，听说有个王春瑜，7岁时在高作区全区村民大会上，代表抗日儿童团演讲打鬼子的重要性，头头是道，真不简单！父亲笑着说：“他是我三儿子。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那位老爷子说：“您真是好福。”1956年夏天，放暑假时我回乡探望父母，父亲特地将外村老爷子的话告诉我，他笑眯眯的，内心满是喜悦。

    “文革”期间，四凶横行，人妖颠倒。我因参加了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炮打张春桥”的活动（简称“1·28事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赶到上海，给我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是家乡高作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工宣队不好说他什么。1970年春，我的妻子，一位年轻的红外线专家被迫害致死。父亲又安慰我：“她是好媳妇，就这么没了，可怜哪。你将来的帽子一定会摘掉的，会再团起一个家的！”父亲的鼓励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支撑我度过漫漫长夜。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我平反，就于1975年2月不幸辞世，虽然享年83岁，称得上是高寿，但对我来说，没能在平反后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实在是抱憾终生。如有来世，我一定好好报答他，愿老父亲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