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真理、打破禁区的勇士

    今年，是杨西光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因为表现勇敢坚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80周年；而上周的5月11日，是37年前他站在历史的拐点上，无所畏惧地于《光明日报》上推出那篇有如长空巨雷、令人振聋发聩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一天。在这个时候开会来纪念他，无疑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78年初春，冰河刚刚解冻，迫切需要舆论导向来拨开迷雾、廓清是非，呼唤人们解放思想、勇于打破禁锢之时，他一接到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之令的第二天，虽然报社还没有给他准备下住处，只能暂住在附近的旅馆里，虽然党校还留他参加修改文件，他便急不可待地走上这个新的战斗岗位。他谨记恩格斯在面临革命新高潮之际说的一句话：“在这种时候从事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

    他一走上这个新的战斗岗位，便以雷厉风行的革命精神进行战斗。因此，他一到《光明日报》就发出《改版宣言》，让《光明日报》跟上时代，投入到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战斗。那时候的禁区和误区是很多的，人们都不敢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唯生产力论”、“资产阶级法权”，还有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框框等问题。杨西光的历史使命感特别强，革命责任心特别重，来到报社的第二天就组织写作班子，举起大批判之笔，向这些禁区和误区进行攻坚战，他自己也参加到这些写作组里来，找资料，作分析，立观点，拟结构，有时甚至直接口述出某些重要段落来。这时，在人们的眼里他已不是一个总编辑，简直就是一个执戈投矛的战士。因为，他在上海时就是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所以他要利用老关系组织那些思想解放得较早的理论家和学者们写稿子，接连地吹响一声声进军的号角。因此，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后，已经刊出了《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吗？》和揭穿“四人帮”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之名歪曲按劳分配的文章，以及几次“知识分子问题座谈纪要”。这些旗帜鲜明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光明日报》，应当成为举起光明火炬的前驱”，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2009年我在编写《杨西光传》时，曾经写信给吴江同志，他在回信中说：“杨西光同志确实应当写一写，祝你成功！”吴江是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一代理论家、哲学家，当时他曾与西光同志一起参与《实》文的修改与刊发工作，后来他又顶着“两个凡是”的重重压力，奋不顾身地写出《实》文的姊妹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经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亲自批准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重要位置上全文转载，再一次掀起了不可抗拒的掀天巨浪。杨西光和吴江等人挺身而起，当时所受到的压力是如何之大，现在的人们已无法想象。记得连批发此文的罗瑞卿大将都说：“如果因为这篇文章打屁股，我愿意领受四十大板。”看到吴江给我的信我就明白，他是与杨西光共同经历过这场生死患难才说出那句言简意深的话的。古人曾经说过：“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难；而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更难！”吴江同志是很敬佩杨西光当年那种在真理面前奋不顾身、大义凛然的精神的。一个革命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这种献身的精神永远是值得珍重的。

    在发表《实》文前的一个周末，杨西光就在报社编委会上，明确地表态说：“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的；如果结果不好，因此而受到了误解，甚至受到了组织处理，由我负担全部责任。”

    散会，他没有走，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小会议室里，很久很久，半个多小时后他忽然抬头看见秘书章列兵仍然陪坐在对面的一个角落里，便说：“列兵呀，你能不能将方才我在会上讲的话，整理出一个文字材料来！”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了，他看了两遍，又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秘书等他再交代什么，但他竟悄然无声地走了。秘书知道，这是总编辑交给他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将这份材料妥善地保管好，这是他交出的一份“政治遗嘱”。如果《实》文一旦出了什么事，惹起多大的祸患和灾难来，这份“政治遗嘱”就是他向党、向人民留下来的最后几句话。

    每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的眼角都要流下泪水。

    （作者系光明日报原新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