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看准高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应该以教学为主,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杨西光明确提出,领导都应该以自己的“主要精力来抓教学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思想、计划和重大问题,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他提出使运动与教学科研互相促进的要求。这是很高明的领导艺术。在运动中他始终很清醒,尽量不动声色地保护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人,但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他强调因材施教,提出在大学高年级培养出一些“有苗头的”,将来能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当时有人批评我们没有拔尖人物。杨西光意识到拔尖人才的培养要从中学开始,因此他也关注中学,提出在中学要开展科技活动,发现人才。他要求中学选拔优秀学生送到大学,向大学的名教授学习,要在三年级前后就有贡献,在20多岁时就成为科学家。他说“苏步青同志30年前写出论文当上教授,那时年龄也只20多岁。为什么我们办不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不是比那时好得多吗?所以一定要贯彻因材施教,培养出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应注意贯通和衔接,促进拔尖人才的培养,这是杨西光大局意识的一种体现。
高校在重视教学的基础上,应该大力提高科学水平,努力实现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任务。1959年他担任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长后,给复旦提出要求,把学校科学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在上海实现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事业中担负应有的作用。1960年在复旦一次大型会议上他说:“最近有人问我,你在上海能不能搞一二个大学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我不敢答复,因为后面还没有得到支持的力量。复旦是否能支持?”大家热烈鼓掌。他很明确,复旦应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如何提高大学的科学水平?他提出自然科学“要反映现代科学成就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不能光在经典的东西上打转,因为经典也在发展。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大学课堂要讲授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大力充实基础理论。另外,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电子学等尖端学科,赶超世界科学前沿。
他强调创新,“不能老是跟在人家后面,应赶在前面”。他希望复旦有这样的能力:发达国家秘密不公布的创造发明,我们也能很快地研究出这些创造发明的原理,而且还应该有新的创造;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能创造。在这种拼命赶超思路的指引下,以他和王零为首的复旦党委在听取老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借着“大跃进”冲天的干劲,破除迷信,让青年师生以“任务带学科”,新建了核物理、电子学、力学、计算机、放射化学等为国家两弹一星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新专业,实现了运动与新专业建设的结合。这是很巧妙的。
他强调社会科学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此为指导来建设哲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文艺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复旦社会科学各系培养出一批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调查研究与写作能力的理论工作者。复旦应成为上海的理论工作基地。社会科学各系应努力承担起这个使命。
他强调教育的整体性。他说,大学里政治、科学要搞得很好,“作为人的生活所必需的”文化修养也要搞得很好,体育活动和文化活动是主要载体。为了把复旦大学师生的“文化修养大大提高一步”,他重点抓了话剧团和排球队两个社团。他对话剧团有非常具体的指导。青年最易受文艺的感染,要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文艺思想。要把文艺创作和话剧结合起来进行。为此,他选派得力干部领导话剧团。学校成立艺术指导委员会,成员既有党委委员、团委干部,也有戏剧专家赵景深、杨村彬,学生赵莱静、于成鲲也在其中。学校安排话剧团单独住宿,设立党委直属支部,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传纲任支部书记,对文艺理论很有造诣的郝孚逸任团长。他还亲自参与剧本《红岩》改编的讨论。西光同志对学生精神生活的重视可见一斑。
(作者系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