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月是一年的春末和夏初,4月是父亲的生月,5月是父亲的忌月,5月,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月份,也是今天在这里纪念他的含义。
“真理”,是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所追求和探索的目标。记得父亲生前与我有过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谈得很激烈,父亲最后说:“我这一辈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后悔,没有错。”
父亲生于1915年,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思想就比较活跃,1933年到上海上中学时接触到并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青团。由于组织被破坏,又遭到反动校长的开除,为了寻找组织和继续求学,父亲北上北平,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35年,父亲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走上街头与反动军警做坚决的斗争,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勇敢地实践,哪怕头破血流,在血的洗礼中为真理而斗争。1936年,失去组织的父亲终于找到了党,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在党的领导下,父亲先后参加和经历了“西安事变”“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并在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着自己的行为,从而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追求的坚定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在福建省管宣传,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在上海市委主管文教卫生。在上海他精心研究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把复旦大学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学府。在上海教育系统提倡新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成为有创造力的人才。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他总是那样匆忙,为革命工作拼命奋斗,甚至昏倒,患上了心肌炎,医生要求他休息一年,他只休息了一个月,就又投入到没日没夜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1965年父亲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始,他成了上海“陈、曹、魏、杨”四大“走资派”之一。在那场尽人皆知的浩劫中,我失去了母亲,父亲经历了数百场批斗大会,甚至被押在高高的修理路灯的工程车上在全市游斗,他坦然面对。记得当时游街的路线要经过我舅舅家的六楼,我当时站在六楼临街的阳台上,工程车路过时他强抬起头来看。后来我见到他问他,当时是不是抬头找我们,他说是,看到了你们,知道你们平安,放心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非法关押达七年之久。在那长长的七年里,他要我给他不断地送马恩列斯的著作,我记得有《资本论》《马恩全集》《斯大林全集》等。他几乎读遍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我想在那个七年的时间里,父亲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了深层次的认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光明日报》组织发表“真理”一文,有其厚实的理论基础。
今天,回想父亲革命生涯的种种经历,我也深刻认识到父亲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理论勇气,从实践中总结真理,又回到实践中检验真理。父亲那一代人勇于实践、坚持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风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杨西光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