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今年是杨西光同志诞辰100周年。他是一个对党对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党的领导干部，称得上是一个“大写的人”，值得后人深切地怀念。

    他最大的贡献，无疑是1978年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组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范围内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杨西光并没有夸耀自己的个人功绩。他曾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后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邓小平同志完整、准确地认识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以及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问题的推动下，针对当时思想路线斗争实际展开的。”没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不可能有这篇文章的发表和这场讨论的展开。

    但杨西光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确实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在复杂情况下敢于担当的胆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当时，我常到他家去。文章发表以前，他就多次给我讲过要发表这篇文章和它的经过。文章最初是南京大学中年教师胡福明的投稿，题目中也没有“唯一”两字，编辑部准备把它放在《光明日报》哲学版发表。他看了，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放在哲学版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稿子也不够成熟，就决定放在第一版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并且亲自主持编辑部人员反复精心修改，他也提出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就请他们一起对文章进行修改。那时，他曾给我看一次次的修改稿，的确修改的幅度很大，在我印象中同原稿几乎是一半一半的。

    我曾问他：既然重要，为什么不作为社论发表，而要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他说：现在主管的领导人不会赞成、而会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作为社论，得要送审，那就通不过，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就不必送审了。有一次修改稿中提到过“两个凡是”。他告诉我：现在还不宜这样挑明着写，所以把它删除了，可见担的风险之大。

    稿子发表前一天，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有人说：《光明日报》自己不敢发，要《理论动态》先发。杨西光说：“我害怕什么？若害怕，还花那么大力气修改这篇文章干什么？这样吧，《理论动态》发表时注上《光明日报》供稿，我不怕。”这话我也听他说过，深深感受到他那股大义凛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杨西光所以能在重大历史时刻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偶然的。

    他1936年7月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西安事变时在东北军工作，以后担任过东北军第四十九军地下党临时工委书记；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解放后，当过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和候补书记。而他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复旦大学，当了11年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我是这段时间内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那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高等教育有着很强的事业心，有大的战略眼光，看问题尖锐，看准了就不知疲倦地全力以赴，一定要抓出结果来。

    我听他不知多少次地强调大学一定要以教学为主，要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发挥教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在教学中，又特别要重视“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那时，学校中的政治运动很多，那是上面统一规定的。我听他说过：统一的规定不能不做，只要告一段落，我就立刻转过来抓教学和科学研究。就是在运动高潮中也尽量结合着推进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拿“大跃进”来说，尽管大会上也有些“放卫星”之类的场面，但他着力抓的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建设新学科的工作：新设了原子能系（公开称为物理二系，下有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在数学系新设力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搞了风洞实验室；在历史系设立历史地理研究室等。这些新建的专业和研究室，在“大跃进”以后不但没有垮下来，而且不断得到了发展。

    他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为学有专长的教授专门配备助手，如陈望道、谭其骧等。支持在苏联受到批判的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桢教授继续开展遗传学研究。物理二系成立时，由系主任吴征铠教授兼任系党总支书记。1961年成立的第四届党代会上选出苏步青、谢希德、谷超豪、蔡尚思、胡曲园等教授和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等为校党委委员，这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还是极少见的。“反右派”运动中，复旦的七位一级教授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

    当然，今天的复旦大学和当年已大不相同，是令人骄傲的。但后人的成就总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对前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忘却的。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