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笑貌今犹在

    我和杨西光同志都是在1954年走进复旦校园的，他是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我是工作了几年又考进复旦的学生。在我这个学生眼里，杨校长（我们的习惯称呼）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他就是一个老师，我们在校园里上摄影课，他走来了，可以拉他一起拍个照。同学有苦恼，愿意给他写信，向他倾诉。

    1958年我毕业留校工作，杨西光调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很快就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还兼任复旦党委书记，后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0年我也调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做文字工作。“文革”爆发，杨西光是上海市委领导中第一个被打倒、被整得最惨的一个。我是机关被重点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苗子，在五七干校待了八年。“文革”后期，杨西光从隔离室出来，也到了五七干校，我们有时在食堂相遇，便端着饭菜坐到一起随便聊上几句。

    “文革”收场，他被派往光明日报社主持工作，我调进文汇报工作。我来京出差，曾多次上门看望他。

    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介绍复旦数学系以苏步青、谷超豪、李大潜为代表的三代人接力在数学王国攻关事迹的长篇通讯，他决定拿出一个版面，与文汇报同日刊发。

    杨西光同志对复旦怀有深厚感情，在他主持复旦工作期间，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上浇注了大量心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复旦园区还没有什么大楼，在校门对面还半是农田的地面上却立起三栋崭新的小楼房，那是学校为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三教授建造的住所。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那时还没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房子摆在那里，口号就是多余的了。就是在那政治高温的日子里，复旦党委对新学科、新实验室尤其是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抓得很紧，排名单、抓重点、给任务、压担子，老中青传帮带，蔚然成风。一批教学、科研新人迅速成长为挑大梁的骨干，复旦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当年打下的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市委教育卫生部工作期间，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人提出调复旦经济系教授蒋学模到部里当高教处长，杨西光不同意，他说，一搞行政工作，他的经济学专业就荒废了，他在专业上还有发展空间。不图一时之需，而着眼其人的长远发展，这也是对人才的一种关心爱护。对于一般干部，他不但能注意用其所长，生活上也能给予关心。我和另一位年轻同志从复旦调进市委机关，每天从学校赶到机关上班，路太远，机关行政处迟迟不给解决宿舍，部办公室主任催办无效，他就亲自给行政处长打电话，才把事情解决。作为领导，你从他那儿得到的不只是一个个指令，不只是要你干这个干那个，你从他那儿得到的还有关心还有暖意，这才是让人难忘的。

    杨西光同志离世前一个月，我去看望他，他夫人季宝卿同志告诉我，他说话已经困难了，我进了卧室，他看见我，就叫着我的名字说，我不行了，说着竟然从床上坐起来，摘掉氧气管子，向我询问当前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报纸又是怎么宣传的，一谈就是20分钟，我几次起立，都被他阻止。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的心还是紧紧贴着人民群众的脉搏，在怦怦跳动。他主持修改、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推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上作出的重大贡献，就更是让我难忘的。

    （作者系文汇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