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今年是杨西光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隆重开会纪念这位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入党，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同志，是有特殊而又重要意义的。一方面仅就发表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而言，杨西光是最大的功臣；另一方面，社会上少数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否定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社组织、修改并在科学的出版学意义上最先出版（发表）的，甚至说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原创文章，不是这一篇文章，而是由其他人策划、组织另人撰写的另外一篇同名文章。因此有必要通过纪念杨西光诞辰，用事实和逻辑，来介绍杨西光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缅怀他的历史性功勋。

    杨西光是在1989年去世的。去世前《光明日报》写了一个介绍他生平的资料，在经过上级报告中央审查批准后公开发表。根据这个批件，杨西光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做的工作主要是：

    1.慧眼识珠，提高规格，把本来已安排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胡福明文章下版，经过修改在第一版上显著位置发表，以求最大化地扩大影响；

    2.亲自主持会议认真讨论，要求突出文章主题是反对现代迷信，强调实践标准，要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字斟句酌，精心对全文进行逐字逐句修改，明确提出要批判“两个凡是”，强化“唯一标准”，使胡福明文章的主线进一步升华；

    4.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顶着巨大压力，义无反顾地果敢发表，“精心修改、果敢发表”这八个字评价引自上述批件；

    5.利用《光明日报》总编辑身份和在新闻界的广泛影响，主动联系，组织社会舆论，营造强大舆论力量，引起邓小平和其他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最终引发了全国、全军大讨论。

    杨西光这样做，当然反映了他的高度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体现了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着追求有直接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又与他当年所处的时代和地位有深层次的因缘。

    真理标准文章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发生在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是历史的必然，杨西光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动荡年代，站对了队，坚定地支持邓小平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历史的必然。这里试着对杨西光的贡献作一点具体分析。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有三个层次的人群：

    最上层的是身负重任、能决定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发展的极少数决策人，一方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另一方是像邓小平、叶剑英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第二个层次是多少知道当年高层情况、握有相当职权又思想解放、政治敏感的高级领导干部（如部分省部和军队大军区级干部）；下层则是大多数基本上不了解最上层情况（很多人连“两个凡是”都不知道）、从事具体业务的新闻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他们实际上是执行者。上述三种人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但都不可或缺。存在决定意识。由于地位和职务的差异，一般情况下，下层执行者很难起到中层的作用，中层（高中级领导）起不到最上层的作用。

    “挟泰山以赴东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是古代孟子对齐宣王说的一段富有哲理的话。杨西光在当时只是部级领导干部，他即便有很高的水平，有发挥最上层决策人作用的强烈意愿，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受限于他的地位和影响，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发动和领导全国大讨论的作用，不可能完成“挟泰山以赴东海”那样的壮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但这一点丝毫也不影响杨西光在整个真理标准问题特别是决定签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并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系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