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汤一介书信问学

    前些日子的一个清晨，我上网浏览新闻，“国学泰斗汤一介逝世”几字赫然闪现眼前。悲痛之余，不禁又极为惊讶！不是5月份还曾与习主席促膝谈心吗？

    我与先生未曾谋面，他和我父辈是一代人，他的父亲汤用彤和我祖父朱光潜是好友。新中国成立前夕，汤用彤去美国访学便推荐了祖父接替他代理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随后到了美国柏克莱，还寄给祖父Ｔhomas Ｍann的一本由H·T·Lone-Porter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三十年散文集》留作纪念。从汤用彤先生一笔一画的字迹便可见他那一代学人治学的严谨。大约也是一次偶然从电视上见到汤先生公子汤一介的一个学哲学访谈，说到学哲学并不在结论，而在过程中的问题意识，这实在和我祖父对哲学的见解完全一样，这令我对一介先生增了敬意！

    也许是上帝安排的机缘，一次书信的往来更加使我体会到一介先生那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和对学问、对学识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冷静判断。事情的起因是后学要着手筹建安徽大学方东美研究所，知道方先生和一介令尊是挚友，便想请先生来担任方东美研究所的顾问，顺便寄了两本拙著《方东美与中西哲学》和《边缘整合——朱光潜与中西美学家思想的关系》，以及两篇拙文“中国哲学与生命艺术观——以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批评为个案分析”和“从庄子和谢林的艺术哲学异同看哲学与美学的关系”。

    两篇拙文对一介先生在《自选集》里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有些言辞还很过激。本来想显示一下后学的锐气，信寄出便后悔了，感觉自己不免有些唐突。举目望去，现在许多所谓“大师”不都是趾高气扬的吗？汤先生不会也是如此吧？他有接受批评的这个“雅量”吗？

    谁知，不久汤先生回了一封在我看来真正有大师般自省自觉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教授：

    收到你的信和两本书，应早给你回信，但患感冒，一直不好，现总算大体好了。

    我原来曾想入北大西语系，但自觉英语水平较差，就改入哲学系了。但我旁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英诗》。我和乐黛云保存了解放前出版的朱先生的书，特别是保存了朱先生主编的全套《文学杂志》。在我病前还曾去看过朱先生在燕南园住过的房子，但没有进去。我的印象中，我父亲用彤先生曾和方东美先生在中央大学同过事。20世纪80年代后，我也曾读过方东美先生的一两本书，但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方先生无疑是我国现代有创见的哲学大家。

    现在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只能专心做一件事，如果能把《儒藏》编完，就不错了。因此，没有时间研究别的问题，请不要让我做《大方》的顾问吧！

    我的《自选集》主要是选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论文，许多问题只能说是初步研究而已。不过，我认为学术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更好。我很欣赏罗素的一段话：“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对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我的一些论著肯定包含着相当多的自相矛盾处，甚至我也并不认为要一定‘部分正确’。”

    你的两篇论文，我今转寄给《中国哲学史》的常务副主编陈静同志，你可以和她直接联系。春节快到，祝你全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汤一介  

    二○○九年元月十日  

    汤先生信中自谦自己甚至“部分正确”也做不到，这和他对哲学问题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一定意义上说，哲学永远不会有一个“正确答案”，永远只能在不断思索和追问中。信中说“学术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更好”，这便是先生一贯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当然，信里也可以看出先生治学是走“偏锋”，而不求“圆满”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先生没有宏大的抱负。相反，学术上的“奇招”便是他“求部分正确”养成的慧眼，而“虚心”又使先生更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所以才会有《儒藏》这样宏大的构思。从先生信中不难读出他对自己能力和所可以做到的事十分冷静客观，念兹在兹的还是那部《儒藏》，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伟业。无怪乎在今年5月《儒藏》精华编前100册发布会上，先生坦言：“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儒藏》编纂工程来尽我的力……我必须继续努力，来把全书完成。”

    哲人已逝，虽未竟夙愿，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