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当火种的人

    大约在1989年，我帮助母亲沈谱编辑《范长江新闻文集》时，就读过父亲1938年写的文章《忆小方》，对这位英姿勃勃的“斯拉夫型的青年”方大曾，留下最初的印象。父亲还在绥远战地通讯《沉静了的绥边》中提到，百灵庙战役之后，在1937年严冬的深夜里，在平地泉（今集宁）第一次邂逅摄影记者小方。文中对小方有一段充满赞赏之情的人物素描：“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次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当夜我们已转上南去大同的火车，我们才不见了他硕大美丽的踪影。”

    然而，从父亲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彼此相识仅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小方的家乡——北平沦陷了，他便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一直奔波在平津一带最危险的抗战前线，在硝烟战火中不断发出报道，直到9月18日他从河北蠡县发出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后，竟再无音讯。

    事隔多年，在纪念父亲1935年西北考察80周年前夕，我再次着手编辑《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校注本）。这两部书虽经多次再版，但书中始终缺乏必要的勘校注释，其中很多内容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一些人物和事件如今已被淡忘，令人遗憾。因此计划出版的校注本增加了500多条注释，我特意在其中增添了关于“小方”这个人物的一条注释。恰在此时，收到中央电视台冯雪松撰写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真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我从书中了解到，冯导演花了15年时间寻找“消失的方大曾”，为读者讲述和再现了那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拿到书，我一下子被书中小方拍摄的精美作品吸引了。他的作品完全改变了我原本对于摄影技术的认识，其摄影技巧之纯熟精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与那些世界一流的摄影家相比较，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何况其中许多作品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完成的。在书中，小方被赞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这当之无愧。在我看来，与那些崇尚冒险与商业精神的西方战地记者相比，小方以及范长江、陆诒、秋江、映溪等一批奔波于炮火连天的抗战前线的中国战地记者，在他们身上更多了一份保家卫国的热血与豪情。

    作为同事与战友的长江与小方，无论是通过文字还是图片，都体现着中国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至高境界。我父亲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为了了解事变真相，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从绥远取道宁夏和兰州，再闯入风声鹤唳的西安城。他曾这样写道：“我们当新闻记者的人，有将各种关乎国民的政治问题，及早详细公正为读者报道的责任”，“万一有什么不幸的话，也是做记者的职务上所应当”。他还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小方的新闻生涯虽然像彗星一般灿烂闪烁而后消失在夜空，但是它同样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新闻工作的永恒价值，决不是用名位、官阶或者金钱来衡量的，新闻工作者的崇高的理想，值得用生命去体验，去追寻，去换取。如同冯雪松在书中所说，方大曾这样优秀的战地记者，是“用生命当火种”的人。

    我深深地感到，对《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本书之精髓，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在视觉上进行了最好的诠释。父亲在其考察通讯中，入木三分地刻画出大西北社会凋敝与民生困苦之现状，以饱含家国情怀的笔墨，为鼓舞全民族的抗战而奔走呼号。而小方无论是在都市乡村还是大漠荒原，总是用他的相机，深怀同情地对准社会的底层，异常敏锐地捕捉着那些普通人的生存瞬间。十分幸运的是，冯雪松得知我正在编书的消息，随即表示大力支持，热情提供了方大曾有关绥远抗战及西北地区风貌的精彩作品20余幅。我想，有幸选用小方作品来设计《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校注本）的封面以及配合各章节的内容，应是珠联璧合，这不仅可使这两部书大为增色，而且是对小方永久的纪念。

    （作者系范长江之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