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中国良治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的良治。何谓良治？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将良治（good governance）概括为八个特征：公众参与、法治、效能与效率、平等与包容、回应性、透明、负责、共识导向。

    西方的良治思维，主要集中于探讨治理的方式与技术，大体属于王绍光说的治术层面。中国传统也有其良治思维，更为深刻地探讨治国之道，儒、法、道、墨四家都有各自学说，而治理良好的朝代往往是礼法合治、兼而用之。传统良治思想最为经典的就是《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

    探求当代中国的良治，除了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新中国形成的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群策群力等社会主义良治特征。王绍光的《中国·治道》一书看似不经意的编排，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展现了作者近年来从不同角度探求中国良治之道的努力，以立为主，概括中国良治之道；破在其中，隐而不彰地对全盘西化的治理迷思进行批判。

更侧重于反映最大多数人诉求的公众参与之道

    该书前三章主要探求公众参与之道。公众参与无疑是现代社会良治的重要特征。无论是政策议程设置上的“外压模式”频繁出现、更多地通过选举挑选各级决策者，还是政策过程中对于民意的积极响应，都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不同渠道的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

    同时，这种公众参与的良治又明显带有中国特征，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多元化。例如，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与西方社会侧重少数团体的主动参与不同，中国更侧重于政策结果实质反映最大多数人的诉求。因此决策过程中的调研、群众路线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要求决策者主动地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与需求，王绍光称之为公众的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可以弥补多元主义政治参与偏向参与能力较强利益相关群体的缺陷，更多地反映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

“灵活放权、简约治理；地方为主、统分结合”的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之道

    该书四、五两章主要探求国家能力之道。王绍光、胡鞍钢早在二十年前就强调国家能力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在当时小政府观点盛行的学术氛围中，可以说是非主流的看法。到了新世纪，曾经主张历史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开始讨论国家构建，并将强大的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三要素之一。今天我们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能力建设仍然是重要的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机制弹性化显然不能以国家能力的弱化为前提。

    书中关于国家强制能力、预算国家的研究，可以说和作者的多年的国家能力研究一脉相承，并有所创新和前进。王绍光与其合作者（樊鹏、汪卫华）对于改革时期公安制度的研究发现，国家强制能力与西方国家能力建设中的权力上收不同，而是体现了“灵活放权、简约治理；地方为主、统分结合”的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之道。这使得国家在保持其强制能力的同时，保持其多元的灵活性，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王绍光与马骏的研究发现中国正走向预算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国家汲取能力建设之道，同样并非简单强调集权，而恰恰存在于“集中统一、预算监督”的辩证统一之中。

国家、社会互动，基于实验、实践的国家适应能力建设之道

    第六章是探求国家适应能力建设之道。适应性能力一直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能力。对于哈耶克、诺斯等西方学者来说，只有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分散、自发治理才是经济社会适应性的来源，与国家权力集中相伴随的是制度的僵化。

    王绍光则认为，国家的学习能力也是适应性的重要来源，他对医疗体制调适性改革的案例研究表明，适应性能力是国家、社会互动，基于实验、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政党，正是基于实践和实验（试点）的学习进行不断的调适，“合则用，不合则不用”，使得中国的制度政策日益趋于符合实际，不断得到完善。

政府主导的共同富裕之道

    最后两章是探求共同富裕之道。市场经济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急剧分化，价值失范等问题，将市场逻辑超越一切的社会是病态的。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就指出在市场化的浪潮中社会保护运动的意义，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波兰尼的反向保护运动，形成了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大转型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政府主导，通过大规模的公共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而实现的。

    中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共同富裕社会，王绍光称之为社会主义3.0版，这是一个追求天下为公、追求大同理想的社会，是属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现代化社会。中国正稳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2004年以来，中国的地区差距开始缩小，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也开始缩小，同时建立了一个广泛可及的社会安全网。

中国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创造一种更好的治理之道

    中国善治之道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和将来时，仍然需要不断求索。例如，逆向的公众参与固然有其优点，但是普通公众却“参与感”缺失，这也使得中国的决策民主出现了一个悖论，决策的高回应性并没有赢得相应的公众高认可度。

    同样，随着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内部与外部控制能力逐步减弱。国家目标的实现，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将更多地体现在国家、社会、市场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有效地提高国家的引领能力。

    道者，道路也。道者，道理也。所有伟大的理论创新都来源于伟大的实践。王绍光数十年孜孜以求探索中国的善治之道，先批判而后构建，先分驱而后并进，金声玉振、条理始终，正处于又一个学术创作高峰期。我们可以期待，他会有更多的创新之作诞生。我们也可以期待，中国治理之道也将日益成熟，臻于至善，不但可以形成最不坏的制度安排，而且还很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创造一种更好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