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文化底色

    有人说，从秦汉时期开始，从中国出口到外国的东西，无非是丝绸、瓷器、茶叶之类——都是物质。其实，那时的物质输出是伴随着文化观念一同登陆海外的。从客观上说，每一种物质产品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因素，但是把物质产品的输出与文化信念的输出割裂开来，使外人误认为中国只生产物质，不生产精神产品，只会手工制作，不会精神思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反讽。

    不可否认，任何新兴的城市都面临着文化积累不够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香港曾被称为“文化沙漠”；到了八十年代，深圳被称为“文化沙漠”；这些年，又轮到东莞了。新兴城市要摆脱“文化沙漠”的困境，必须要有意识地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聚合和创造新的文化力量。

    新近出版的《影响中国的东莞人》，就很好地纠正人们对东莞的种种偏见。这本书全面梳理了明清以来对中国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32位东莞人，多数都是像何真、袁崇焕、蒋光鼐、容庚、张荫麟、何镜堂这样声名卓著之人。其中，我最熟悉的是张荫麟和容庚。张荫麟是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称他为“清华近年品学俱佳者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他的专著《中国史纲》我很早就读过，文笔之简洁，见地之透彻，一直深为叹服。可惜这样的史学奇才，因为患了肾炎，缺医少药，只活了37岁。张荫麟在弥留之际，还与病床前的多位学生逐一握别，诵《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徐徐气绝”四字，读起来真是惊心动魄，一代大家的精神、意志，跃然纸上。该书所述容庚先生的风骨，也让我久久难忘。

    容庚先生是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前辈，是古文字、考古和书画大家，“文革”时也受到冲击。在一次批斗容庚的大会上，主持批斗者说容庚把一件贵重的商代青铜器卖给了美国人，这可是盗卖文物的死罪呀。但无论批斗者怎样威逼叫嚣，容庚的回答都只有两个字：“没有。”后来有一个容庚的老朋友站出来作证，说他亲眼见到他把文物卖给了美国人，全场哗然，主持批斗者再逼问容庚有没有这事，容庚想了想，老实作答：“有。”不过，他随后加了两句话：“这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了美国人。”下面的人一听，哄堂大笑，批斗会也就草草收场了。容庚的耿直和智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两位都是读书人，但一生守望文化、创造文化，生死抉择时刻，依旧充满着一种倔强、孤傲的精神，就像后人形容袁崇焕身上有一种硬直、不畏死的品格一样。这些，其实都是东莞人固有的精神底色。就这点而言，东莞精神、东莞文化堪称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尽管岭南文化何时真正形成已难查考，但其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明清之际，岭南三系文化彼此融会贯通，在政治、经济、哲学和艺术上广泛吸收中原文化的积极要素，又立足于开放务实的海洋文明，自成一格，形成了更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地方文化内涵。这使其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南方文化有所不同。岭南文化长期处于整合过程中，至清朝中后期一度达到高峰阶段。尤其进入近代以后，岭南文化更是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革命的发动机。从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梁发起戊戌变法，从孙中山鼓吹民主革命到历史性地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政府，岭南文化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和战斗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这令我想起梁启超曾从人才地理的角度，提出了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珠江流域三个时期说，并断言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出现了大量实业人物、革命人物，影响了中国的走向。更有人说，珠江文化其实是一种革命文化。这在东莞文化中也表现突出。历史学家顾颉刚曾说，他来广东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可是，广东人所特有的精神，却是黄河、长江流域之人所没有的。而陈寅恪先生则对广东学人有高度评价：“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论黄河流域矣。”然而，如此重要的文化一端，如此重要的一个地方，却一直未被国人所充分认识，甚至还被一些人视为文化薄弱之地，这未尝不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今天的东莞，从文化构成上看，传统农耕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当下的信息文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现代回望传统，正在快速经历文化生长的阵痛。但东莞的文化是多元、包容的，它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也展现了岭南文化内部的重整和磨合。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移民文化以及西方舶来文化，在此纠缠激荡，形成了东莞独具特色的经济格局和文化景观。这个地方、这种文化，值得珍视。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