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的东面,有一方小池塘,俗名“牛大汪”,是过去耕牛戏水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了。每逢春过夏至,池塘里便漾起微微荷风淡淡香。
池塘的边上有一块青石碑,上面也早已爬满青藤了。石碑上刻了些字:“国学大师任中敏先生,名讷,号二北、半塘,晚年卜居于此,是以名之。”那是1997年的5月,为纪念先生诞辰100周年学院专门建树的。2007年,先生110周年纪念,校长又请人在石碑的左侧安置了一座先生的雕像。雕像为半身,形神兼备。清癯的脸颊上,一副圆框的眼镜,透出先生平和而深邃的目光。
先生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你听!
“满院桂花黄,风来一阵香,甜啊!不要舌头尝。满院桂枝摇,月来地上飘,美啊!不要仰头瞧。”
这是先生早年为小学课本编写的儿歌,多么清新自然!
“还我山河,指落日,胸椎泣血。存一息,此仇必报,子孙踵接。……听神狮雄吼亚东时,君休怯!”
这是先生在抗战时沥血写下的《满江红》,何等壮怀激烈!
“断瓦、颓垣、荒烟、乱草。哈哈,我们回来了!一切再造。建国、建校,心手兼劳,血汗齐抛。育苗、抽条、开花、结实,三年成效。哈哈,回来了!回来了!一切再造,一切再造!”
这是抗战胜利后师生重建学堂时的真实写照。如此乐观,如此潇洒!
先生是国学界的一座高山。可他一辈子做学问,不是为了混饭碗,不是为了求名利,而是一种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自觉。
王国维说:“宋以前没有戏曲!”先生不信!于是拿出证据来,说,周有“戏礼”,汉有“戏象”,唐有“戏弄”!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先生不信!于是,几十年的心血凝集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辞总编》,敦煌学研究的局面自此得到改变。
不管是在抗战烽火的日子里,还是在生计窘迫的境遇里,先生总是把学术作为他个体生命中坚守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先生流浪重庆,生活无着,白天上街叫卖扬州熏豆,夜晚便在豆油灯下精研学问。后来,经柳亚子先生推荐,才进了四川大学获得一方教席。传道授业,著书立说本是先生所愿。然而,光景才转晴,偏又逢雨季。“肃反运动”开始了,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做过几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于是受审查,写交代,再度陷入性灵压迫的窘境。课堂讲课的资格没有了,被赶到资料室去管图书了。可在先生看来,只要还能够让他自由地做学问,他的生活里就没有冬天。
1959年,先生又被打成了右派,有人劝他说:“做学问还有何用?又不能当饭吃。”先生无语,回到家称出《唐戏弄》手稿的重量,专门请人题写了“六斤一两”的横幅悬于书房以自嘲。“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造反派对这个学术权威多次抄家,却没能找到他的书稿,原来先生早已将它们转移到四川乡下的农民家里了。当知识开始得到尊重的时候,先生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即便如此,先生仍决心为他的敦煌学做最后的努力。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对于先生而言是遗憾的,对于那些躺在海外图书馆里的中国文化资料而言,失去了和这样一位中国学者的会面,也是一种永远的伤痛。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开启并奠定了中国散曲学、中国唐代文艺学。他的皇皇巨著《唐戏弄》被海外汉学界称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扬州人不是豆腐!抬得起头,过得了江!”这是先生平生之自勉。先生不仅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学者,还是一位苦行僧式的教育践行者。正如朱自清在《我是扬州人》文中所说:“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憨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
在抗战期间,他率领汉民中学师生两次逃难,一次是从南京逃往桂林,长途跋涉,历时一年有余。一次是从桂林逃难至贵州山区。作为校长带头动员夫人捐出所有的金银首饰,保证数百学生的吃住,课业不辍,长途迁徙却无一人伤亡。
他和学生一起用餐,带头“灭此朝食”,提出“抗战不胜利,不吃白米饭”。他要求学生“聪明正直,至大至刚!”“严格考试,严正做人。”鼓励学生“永怀斡地排天事,各要千锤百炼身”。他对老师说:“在学生面前,我愿意是冬天,而你们应该是春天。”这就是当了二十年中学校长的任中敏,一位让所有学生敬仰的先生!
漫步半塘,沐浴荷风。想着先生的一生,始终保持了一种前进的姿态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早年,北大毕业后,从了文;成了学者后,从了政;知遇无人后,从了教;从教无果后,从了商;政治失意后,从了学;崇尚学问时,他老了,老得走不动了,归了乡。归乡后,又出了书,带出的博士生又都成了知名的学者、教授。
记得那一年的冬季,先生95岁,心情特别好,笑嘻嘻地说:“早晨起来遇贵客,可喜可喜!”落座后又接着感慨道:“老了,老了,老而无用了!”“没有,没有!您老当益壮呢!”他摇摇头说:“一生一世一场梦,一睁一闭一场空啊!”众皆唏嘘,可都把它看作是老先生惯常的幽默机锋而已。谁料想,这竟是老人留在世上最后的人生箴言!
先生离开我们20多年了,可如今半塘的荷风依然,荷香依旧。
(作者为扬州大学原新闻传媒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