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有高下

    宋人文天祥谈到自然界鸟兽嘶鸣时说：“天下之鸣多矣，锵锵凤鸣，雍雍雁鸣，喈喈鸡鸣，嘒嘒蝉鸣，呦呦鹿鸣，萧萧马鸣，无不善鸣者。”大凡物都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不管声高声低，悦耳恶耳，都有一种“此间不可无我声”的自然态。

    人是自然之物，只不过后来社会化了，有思想善筹划，也就比自然界鸟兽有着更丰富的表现才能。书法是个人情怀的表现方式之一，即便不倦于以古为范，结果还是要脱胎换骨，离古出新。创作是个性的突出表现，每一个人都在创作中罄露了个人的情怀、脾性、技法。如果评说一个人的书法创作类似颜真卿、柳公权，作者未必会满意。在许多人看来，个性的体现才是有价值的，由此，人们追求与众不同，希望有个人风格，发出与众不同的声响。

    鸣声和鸣声是有高下之分的。就如蝉鸣，千百年来如一地单调嘶哑且无进化。这样的鸣声只能称为低下者。而黄鹂之鸣则宛转浏亮，甚至有人还专门写了对黄鹂的鸣声的赞美文字，甚至，黄鹂成了好嗓音的象征。可见各鸣各的，还是有高下之分的。有了自己的特点，未必就是好声音。书法史上优秀作品就是那么多，名帖如靶，学者似矢，无数人学二王、颜柳、欧苏，没有谁可以超越。于是面目有所相似，也是必然。每个人都会花很大心思，考量如何与他人异，独立而起。最常见的就是走极端，写常人之不敢写，变常人不敢变之形，使自己的创作与常规审美拉开距离。这种常见的方法很邪乎。在一个审美水准普遍低下的范畴内往往有效，甚至视为新变。从过程上来讲，很短时间内达到的所谓个性，是违背生长过程的。大凡不自然的生长，就如一棵树长歪了，让人觉得奇怪，也由奇怪引起人的注意。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讲述了一株梅花由正常到不正常的过程，即被人有意扭曲了：“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这种人为扭曲、残害使之成病梅、怪梅的原因，就是为了“以求重价”，为利所趋而致。有病梅，就有病书。病态的创作心理、病态的审美心理使然。病态不芟除，病书不已。最正常的方法就是循传统路径，学而得形、得神，自然而然地生成。如龚自珍解救病梅那样，“疗之，纵之，顺之”，达到“复之，全之”，恢复正常。

    声之有别，然而都需要尚雅、崇高、求美。这是任何追求个性者不可脱离的主旨。书法艺术，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也就有其主旨、境界、格调、法则在内，越是守此正途，也就离书法本质愈近。米南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研习前人之作可至乱真。如果这种行为出于今日，理当视为“书奴”，认为死守不知变。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实在的功夫追求，使一个人充分地汲取了前人之精华。以至有后面的衔花佩实，自成一家。退一步说，即使一个人最终发不了自己的声音，而是二王、颜柳面目，也是会让人庆幸的。明人徐师曾说过：“行歧路者不至”，因为歧路者离了正常，越走越逼仄，以至于无路可走。无从通向大道，也就离审美要求越来越远，甚至无美可言。苏东坡在《前赤壁赋》谈到一种声音：“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就是一种不美之声，让人闻之不快。清人叶燮也谈到心声与人的关系：“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对于一个书法家的追求，纯正之声、典雅之声、堂正之声都是共同的追求，同时规避因角逐名场奔走衣食而制造的怪声、难以入耳之声、毛骨悚然之声，也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叶燮认为作品要有“日月之光”，因为作品是用来欣赏的、鉴定的，因此，“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

    （作者为书法家、作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