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天的怀念

    北京的伏天，潮湿，闷热。

    7月21日凌晨，下夜班回到家。上午9点多醒来，一看手机，文辉发来的一条短信，让我一颗心瞬间“掉到冰窖里”。短信说：“海庆因病去世，今天上午9点30分在305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胡乱穿上衣服，趿着鞋冲出家门，打上车直奔305医院。路堵，还是晚了，没赶上和海庆最后告别。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那天晚上，我用传统方式祭奠了海庆，算是送他一程。

    难以接受的是，就在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海庆还邀我和几个朋友小聚。他告诉我，最近关注雾霾的成因，写了一篇文章，希望我能推荐发表。他还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与人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概论》，一本是独著的《好文章是“磨”出来的——谈谈如何写好文章》。也许是我粗心，没有觉出他说话、身体有什么变化。稍感异样的是，以前他很少谈及自己的研究。海庆本科、研究生学的是党史专业，涉猎广泛，饱读诗书，尤专党史、国史，时有文章、著作发表，只不过很多时候用笔名，少有人知罢了。他搞研究，不为职称，完全是兴趣所致，独到见解颇多。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后来得知，海庆是患癌症去世的，本来又高又胖的他瘦得已不成样子。我和海庆交往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小聚一两次，对于他的病情竟一点儿也不知！

    海庆长我4岁，我们是在1996年认识的。那年，我毕业到报社工作。一个深秋的上午，报社派我到海庆工作的机关开会。接我进大门的是海庆，高个，圆脸，戴着宽边眼镜，歪头一笑——这个最初印象在我脑海里依然清晰。

    这以后，每次参加海庆他们主办的会议，总能见到他，一来二去，就互相熟悉了。大概是2000年以后，海庆调到另一个机关从事文稿服务工作。他很忙，时间几乎完全不属于自己。海庆重情义，有时间就邀朋友小聚，大家谈天说地，其乐融融。逢年过节，他总是自己作首小诗，发短信向朋友祝福。我不懂诗，却能感到字里行间的温度。几年前，我借调到海庆所在的机关帮助工作，我们朝夕相处了一年时间。海庆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师傅。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文稿工作，开始的时候，手忙脚乱，不得要领。海庆鼓励我说，谁都是从不懂、不会过来的，慢慢来。海庆对我手把手地教，我处理过的文稿，他逐字逐句地改，并且一一讲出道理。在海庆的“传帮带”下，经过多半年努力，我终于“出徒”了。这一年，虽然工作强度大，生活紧张，却是我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从求学到工作，海庆与书相伴，以文章为职事。他起草文稿，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常年紧张劳累，海庆从不叫苦。越是有挑战的任务，他越有激情。他把文稿服务当成事业，看作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乐此不疲。那本谈如何写好文章的书，是他一生读书作文的心得和经验总结。

    海庆知道自己患癌后，坚忍地活着，边工作边治疗，抓紧时间写作。他一向达观，把痛苦留给自己，从不向人诉苦。有人见他咳嗽不止，追问原因，他只说感冒了。

    海庆的文章《大城市雾霾形成原因再探——以北京为例》7月17日在报上发表了。我打电话告诉他，可手机那头说：“您拨叫的号码已关机”。我想可能他有重要任务，不便联系。接下来两三天，我多次打他手机，始终不通。我打算通过邮局把样报寄给他。正准备寄出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万一他收不到怎么办？于是，又抽出几张留下。不祥的预感竟然是真的。海庆是19日晚上10点45分走的，这是头伏第二天。想来，文章发表时，是他与病魔作最后搏斗的阶段。

    海庆工作忙，经常不着家。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天，他正要从家出来上班，儿子突然冒出一句：“爸爸，你什么时候还回我们家呀？”记得当时泪水在他眼眶里直打转。谁不爱自己的孩子？海庆舍小家为国家，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他做到了鞠躬尽瘁。

    伏天是漫长的，天气依然潮热难耐。

    人固有一死。面对生死，宋代哲学家张载这样说：“存，吾顺事；殁，吾宁矣。”他告诉人们，只有活着的时候好好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儿，死后才能好好安息。

    海庆忙碌了一生，这下他可以休息了。

    天堂有幸，多了一位才俊。

    写于2014年夏头伏—三伏间

    （作者为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