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坚守与努力

    文瑞我是熟悉的。上世纪80年代，他是北京市二轻局的业余作家，我则在与二轻局相距不远的北京市文联工作。同在北京的文学圈子里打拼，又离得近，来往自然就多了些。后来我调到了中国作协，文瑞则调往报社工作，渐渐便失了联系。记得过去来往频繁时，他已有不少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后来听说他又移师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每与友人谈起他，便闪现出他那淳朴、憨厚的面容。心想，这家伙久蛰不出，或是钻到故纸堆里去了？在20个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肇始，“钻故纸堆”便带有了讥讽的意味，迨至今日，“寻章摘句老雕虫”已不再蒙羞，甚至还不能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这年月，人们汲汲以求发财、钻营，一鸣惊人，他却沉潜起来，钻到学问里去，岂不因其淡定和坚守令人钦佩？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暌违日久的文瑞，承蒙其惠赠，读到了他写的历史文化散文集《京都志趣》，此后又相继读到他好几部有关北京史志的著作，知道他的“功课”是愈做愈深了。古人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文瑞是有文学写作的“别才别趣”的，而这“别才别趣”之用于书写史志文章，不仅关乎情，关乎趣，而且也关乎“书”，关乎“理”，还关乎田野调查，实地寻踪，关乎豕奔狼突的假设，小心翼翼的求证……由此便使我更生敬意——我不敢说文瑞的这些著作以及他今后的著作都了无瑕疵，令我拳拳服膺，但其治学为文的精神态度，的确是值得赞美的。

    2013年岁末，又接到文瑞送来的《延庆古堡寻踪》书稿和几百张照片，专写一个区域，且又是古城堡。文瑞说，自己多年从事史志工作，发现延庆有相对完整的城堡，有的仅存遗址，数量之多，在其他区县少见。这些城堡多因军事而建，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兴废。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作为文物的城堡，已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而里面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这激发了他极大的好奇。他认为，对延庆城堡文化的研究，既是对现有文物古迹，也是对延庆历史的研究，是一部延庆的发展史。挖掘这些不同时期城堡的文化，可以唤醒人们的保护和开发意识，为本地文化的传承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多种思路。我不能不为之心动。延庆我是去过几次的，那里的古城堡遗迹，使我流连忘返，也曾使我好奇。但于我，最终还是把这好奇，湮没于碌碌俗务之中。而文瑞却是执着的。多年孜孜以求的钻研，爬山越岭的踏访，最终成就了这部图文并茂且学理绵密的文化专著，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这一地区史志的空白。

    本书的撰述，当然无可避免地引用前人的学术成果，但难得的是，我们也看到了作者独到的考证发现。如古城始建于秦代，比汉代说提前一朝代；缙云山上原有石佛，是否与西山的铜卧佛有着内在联系；元仁宗诞生的地点，要不要具体到一个坐标点上；烧窑峪的建村史，说明了这一带人口状况的复杂；农村焰火节与古时中和节同出一源。如此种种，恕我不可能一一随之考证并表达我之见解，但这些发现的提出及其论证，对于我们认识北京某一地区的历史地理沿革乃至文化史、民俗史，无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全书共19篇，说是短篇，分别来写，篇与篇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叙述先后有序，脉络清晰，该细微处情景毕现，该省略处要言不烦。互见法的运用，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城堡文化内涵的丰富，这种长篇短制，体现了作者对这一专题整体的掌控能力。当然这和文瑞的作家素养是息息相关的。文瑞以流畅的文笔、优美的文字，带领我们时而游走于古籍典雅的情境中，时而忘情于山水的意境里。这是学术文字，还是散文情调，抑或是二者的融合？总之，浓郁的书卷气和优美的散文意蕴，构成了本书独有的风格特征。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和文字特色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本书200多张图片的运用，它与文字相得益彰，给读者带来亲切而愉悦的阅读感受。我惊讶地发现，文瑞还是一个摄影家。他的镜头里，既有民风民俗的纪实，也有城堡山川的意境，这些摄影作品，不仅传递给我们历史遗存的现场，而且还传递了摄影家的心悸和歌唱。以图文的形式记述历史，是史志的传统，加之以现代手段的进步，文学情感与表达的注入，本书的成功是足可期待的。  （作者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