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宋本《荀子》结缘

    2007年，我从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到国家图书馆工作，被安排到善本组。不久便遇上国家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要进行第一批国家珍贵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作。后来，领导安排我去参加第三期古籍普查培训班，听专家老师讲课。印象最深的是李致忠先生讲宋本，他特别提到馆藏有一部宋本《荀子》，刻得很漂亮；还说有一位唐仲友在台州也刻了《荀子》，派金婆婆诱使蒋辉来刻书，蒋辉因伪造会子版而入狱……讲得很是生动有趣。

    培训结束后回到组里，领导安排我填写珍贵古籍申报书，同时到善本库房给要申报名录的善本书做核对工作，包括校核申报书填写的内容、测量开本及板框尺寸等。这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到了库房里许多一流的善本，看到了实物形态的宋版书《荀子》。

    2008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特展展出了宋本《荀子》，我很荣幸地担任特展值班讲解员。可惜除了向社会观众讲《荀子》是宋刻本、传世孤本、刻字字大如钱、印得很漂亮之外，我讲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特展结束后，总结自己做讲解工作的体会，觉得还需要对展品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样才能讲得更加丰富饱满。

    2009年，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出了辽宁省图书馆藏的宋刻本《扬子法言》，是专门展陈在汉氏柜里的，很抢眼。听专家先生说这部《扬子法言》的刻法与《荀子》如出一辙，也是南宋中后期递翻的。顿时有茅塞顿开之感，原来宋代同一家所刻或属于同一系统的书，会在刀法、版式及行款上具有相似性。我当时萌发一个念头，要把《荀子》好好研究一番。

    恰好从2008年底开始部里策划宋元善本书志的撰写，我就选择了《荀子》，逐页翻看了此书的再造善本。发现“敦”“廓”两字阙笔，当然是宁宗时的刻本。里面的刻工翁遂参与了嘉定四年（1211）江右计台本《春秋繁露》和嘉定十五年（1222）南康军本《仪礼经传通解续》的刊刻，翁遂是江西籍刻工。我怀疑《荀子》是江西刻本，苦于没有更多的证据。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写馆藏元相台岳氏本《孝经》、《论语》和《孟子》书志时，读到张政烺先生根据元人郑元祐《侨吴集》的记载，考证相台岳氏乃元人岳浚而非宋人岳珂，很受启发。意识到元人去宋未远，一些元人的记载可能为认识宋版书提供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回到家匆匆吃点饭，我就跑到清华图书馆里查检元人的文集。有一天我查到了一部吴师道的《礼部集》，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吴郡钱佃刊此书于江西漕司，据元丰监本参校，自谓特为精好，而陈振孙《书录》亦推其视他本最为完善。今考之则文字讹舛甚多，二公盖未尝细察也，校刻之难可不慎欤！嘉定中，权知隆兴滕强恕再取漫灭者新之，亦未及此。”就是说，嘉定年间江西漕司滕强恕以漫漶的钱佃旧本再刻。我太兴奋了，宋本《荀子》是不是就是滕强恕的再刻本呢？时间、刻工都能对得上，也只好这么推测了。

    在翻看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熙宁间刻的监本《荀子》，有的称熙宁监本，有的则称元丰监本，而且还都是宋人的叫法，这是咋回事呢？一时百思不得其解，苦想、困惑和失望的情绪陪伴了我数个夜晚。我随手翻起了我写的书志文字，眼光落在校勘人等衔名处时停了一下。鲁壁灵光，乍然一现，会不会这里面有“文章”？我查《宋史》比对每位校勘官的生平，对完后发现参加《荀子》校刻工作的官员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一类是反对变法的人。终于明白了，原来熙宁间校刻《荀子》时，因吕诲、赵抃、唐介、钱公甫、颜复、韩端彦反对变法，而遭到罢官或贬谪，使《荀子》的校刻工作暂时停滞，一直到变法结束后的元丰年间，才恢复校刻工作而完成最终的刊刻。这也就是为何宋人或称熙宁监本或称元丰监本的原因。

    这样一来，馆藏的这部《荀子》应该是南宋嘉定滕强恕重刻钱佃本。自己才疏学浅，对《荀子》的认识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前后的求索“挣扎”，可谓是一番精神上的“苦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