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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14日 星期一

    历史钩沉

    日本学者讲谈中国史

    ——读《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作者:刘德有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14日 15版)

        一套由日本学者执笔的“中国的历史”书(10册)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不到三个月多次增印,一举走红中国图书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瞩目、深思和玩味的现象。这套中国历史书是日本讲谈社为纪念该社创立100周年出版的,今年2月下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成中文版问世。

        这套书在中国图书市场颇具魅力。魅力的奥秘何在?有许多专家已从专业的角度发表了评论,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只想谈谈感想。归纳起来,有三点。

        一曰角度新。我注意到这套书的书名是“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中国的历史”也好,“中国历史”也罢,无疑讲的都是中国史。虽然仅一字之差,但“中国的历史”不仅讲中国历史,而且以外国学者独特的视角,放眼整个东亚,把中国置于古今东亚这一更广大、更多元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和解读。换言之,是从跨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中去叙述中国历史。这一视觉和角度,也许在日本司空见惯,但在中国会使人们感到比较新鲜。

        看了这套历史书,我想起战前日本中学课堂上教的“东洋史”。19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史学界曾兴起一种新的学科——“东洋史”。其特点是在中国史的基础上,重视汉族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周边各民族的兴衰与消长,进而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东西方交流。

        “东洋史”这一名称的确立,是与当时京都一位学者桑原骘藏在大学院时代写的名著《中等东洋史》所起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后来,桑原骘藏在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时,专门讲授“东洋史”。1955年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团访问日本时,我有幸作为译员随行。郭老在桑原骘藏的公子、京都大学教授桑原武夫陪同下在京都访问时,专程为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和敦煌文献研究家狩野直喜扫墓,又特为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扫了墓,这在日本已传为佳话。

        讲谈社这套中国历史书的几位作者正是立足于“东洋史”的观点修史,他们站在战后新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运用大量新的考古发现,比较公正地、客观地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书写了从夏王朝前的“神话时代”直到清末、“民国”的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

        二曰写法新。一般说来,通史给人的印象是严肃而刻板。但这套中国史写得很活,可谓“自由阔达,雅俗共赏”。各卷的每一位作者都是活跃在日本史学界一线的一流学者,他们既是严谨的史学家,又是心中揣着普通读者的、出色的故事家。书中既有观点,又有故事,既有史实,又有演义,使人感到既新颖,又有可读性。作者有时虽然是在书中讲故事,但又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更不是调侃,而是依据史学观以严谨态度为之。

        说到写法活,我认为这套书的一大特点是摆脱了从资料到资料,“教科书”式的叙述,有时甚至索性用了“游记式”的散文。例如,第8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第4章《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眺望历史和现在》,就是一篇“穿越千年时空”的生动的旅行记。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契丹帝国兴盛的根据地——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带,“去触摸契丹帝国及其文化,那九百至一千一百年前‘过去之历史’的一端。”同时,探寻了“目前正在增长的中国经济大潮迅猛冲击下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现在之历史’的一角”。作者谈到这次实地考察和调研时说:除了历史遗迹和遗物,“通过观察当地的地势、景色和植被,就昔日契丹帝国的真实情况,得以对其中迄今为止大多数尚模糊不清的问题有所理解,并找到了解决的思路和线索。”

        三曰立意新。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合作也日益频繁,有许多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日本史学界的新认识和新成就被吸收到这套中国历史书当中。人所共知,唐宋两代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中国史学家邓小南指出,“处于重要转型期”的宋朝,“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建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不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就宋代文化的影响而言,其空间辐射面远远超越其统治区域,其长久效应也远远超越十一至十三世纪的三百年。”这一观点在宋朝卷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书中关于茶道的一段叙述引起了我的兴味。例如书中有一段日本人吃茶时的描绘:日本人“在茶室挂上中国传来的绘画,然后跪坐画前,品鉴在宋瓷茶碗中做的抹茶。这种清静孤寂(wabi sabi)的光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完全是充满传统‘日本情趣’的光景,可是,其源流,却是承袭唐宋变革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文化。”这里所说的日本人喜欢的“清静孤寂”的情趣,实际上是一种尚朴的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的易、孔、老、庄,特别是禅的影响。中国唐宋时代水墨山水花鸟画及清淡山水田园诗兴起后,素朴恬淡的风格占了主流,是否可以说,《易经》开其源,孔、老、庄畅其流,禅宗助其势。这一切对日本人形成崇尚“清静孤寂”“闲寂”“枯淡”的审美观,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毋庸讳言,既然是历史书,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的差异,日本学者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重点和兴趣跟中国学者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尽管如此,有时我们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自己国家的历史,也许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更客观地了解本国所经历的过去。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全十卷)

        [日]宫本一夫等 著 吴 菲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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